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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鑄劍》內含的生命哲學

新时期以来,《铸剑》作为鲁迅的一篇重要作品,长久被評論界所忽视,只有残雪、莫言这样的文学创造者才对它产生了一定的偏爱,并且写过一些感性重于理性的分析文章。也许这恰恰证明,只有具备藝術精神的藝術家,才能对鲁迅最深层次的生命产生共鸣。

《鑄劍》是否是魯迅最深層次生命的展現呢?我門可以通過感悟,以及對文本細節與魯迅的生命軌迹進行分析比較,來得出結論。

魯迅人生中的一個關鍵詞彙,就是出走,他不只一次在各種文章裏提到出走,例如《娜拉走後怎樣》、《過客》等等,可以說,走、出走,是魯迅思考的一個著重點。出走是魯迅生命經曆的一個焦點詞彙。魯迅“走異地,逃異路”去求學,爲的是改變自己,改變社會。魯迅說,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而這路應是“他們應該有新的生活,爲我們所未經生活過的。”魯迅是“封建制度的逆子貳臣”、“叛將”,證明他是從封建文化裏“走”出來的“新”人。“鑄劍”正象征著這樣一個掙紮思考與錘煉的過程。

讓我們來看一下,小說中的出走是怎樣與魯迅生命中的出走相結合的。

眉間尺出走去報仇時的年齡是十六歲,小說中有這樣的描寫:
  
“但他醒著。他翻來覆去,總想坐起來。他聽到他母親的失望的輕輕的長歎。他聽到最初的雞鳴,他知道已交子時,自己是上了十六歲了。”
  
而魯迅自己于1898年4月底離家,5月7日到南京,入了江南水師學堂。算起來,正是十六、七歲的樣子。

鲁迅在《呐喊 自序》中说:“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而他當時寫的一則戛劍生雜記中說:“行人于斜日將墮之時,暝色逼人,四顧滿目非故鄉之人,細聆滿耳皆異鄉之語,一念及家鄉萬裏,老親弱弟必時時相語,謂今當至某處矣,此時真覺柔腸欲斷,涕不可仰。故予有句雲:日暮客愁集,煙深人語喧。皆所身曆,非托諸空言也。”

這“柔腸欲斷”、“涕不可仰”的神態,真與眉間尺“翻來覆去,總想坐起來。”的形象相類。是一樣地“不冷不熱”的性情。

這次出走(現實中和文本裏),都暗示了鑄劍的開始。是覺醒的第一步,是生命中的重大事件。

魯迅人生中影響同樣大的另一次出走,便是那次兄弟失和。這次失和而出走,在小說裏的體現,便是那位黑衣人——宴之敖。

許廣平的《略談魯迅先生的筆名》一文中說:“先生說:‘宴從宀(家),從日,從女;敖從出,從放(《說文》作,遊也,從出從放);我是被家裏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這次出走真正震撼了魯迅的靈魂,表面上是與周作人的生活沖突,其實暗含著兩種生命形態的不可調和,也廓清了魯迅對于自己需要摒棄的部分之認識。兄弟倆從此選擇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也許,就是這次出走,使魯迅確立了自己的生命哲學。宴之敖作爲眉間尺的成熟版,就是暗示了不同時期的作者自己。

兩次對魯迅的人生意義影響重大的出走,都反映在了小說中,可不可以說,魯迅是把《鑄劍》寫作了自己的心靈成長文本?精神成長文本?我認爲,通過分析《鑄劍》,就可以基本厘清魯迅的生命哲學。並且通過這樣的分析,來承接魯迅遺留下來的問題。
  

1893年,魯迅的祖父周福清科舉案發,從此家道中落,從小康人家墜入困頓。

而後,魯迅就被寄養在大舅父怡堂處,據周作人《魯迅的青年時代》裏回憶說:“我因爲年紀不夠,不曾感覺著什麽,魯迅則不免受到些激刺,據他後來說,曾在那裏被人稱作‘討飯’,即是說乞丐。”孫郁在《魯迅與周作人》中說:“魯迅受到了鄉人的冷眼,寄人籬下,且看人的臉色生活,縱使是親人,內心亦多有痛楚。這大概是促使他早熟的一個原因,直到中年,提及此事,他依然耿耿于懷。”這一年魯迅12歲。

隨後,魯迅的父親病倒,庸醫胡亂而荒唐的用藥,使父親病死。其間,魯迅每日奔走于當鋪和藥鋪之間,體驗了恥辱與絕望。這一切,都使魯迅絕望于中醫而選擇西醫,對日後的選擇起了很大的作用。

周作人在《魯迅的青年時代》書中講了這樣一件受欺的事情:

“魯迅在南京以前的一年(1897)間的事情,據他當時的日記裏說,(這是我看過記得,那日記早已沒有了)和本家會議本“台門”的事情,曾經受到長輩的無理的欺壓。新台門從老台門分出來,本是智仁兩房和住,後來智房派下又分爲興立誠三小房,仁房分爲禮義信,因此一共住有六房人家。魯迅系是智興房,由曾祖父苓年公算起,以介孚公作代表。這次會議有些與智興房的利益不符合的地方,魯迅說須要請示祖父,不肯簽字,叔祖輩的人便聲色俱厲的強迫他,這之斎蝗耘f不簽,但給予魯迅的影響很是不小。”

孫郁《魯迅與周作人》中說:“《朝花夕拾》中盡管亦有迷人的鄉俗與童趣,但早熟的少年對苦難的體味,已流露其間了。人無法擺脫早年記憶帶來的一切,這先驗的認知之網一旦形成,便像與生俱來的疤痕一樣,長存不息。魯迅後來的多疑、敏感,固然與性格有關,但少年時代的不幸,其深重的影響,也是不可低估的。”①

但是我認爲,在人生的認知層面,魯迅學醫,以及之後的棄醫從文,都是他要做事情、改變事情的表現。是他對“現實性”、“功利性”的重視與體現。魯迅早期曾用筆名“迅行”,便是取快速行動的意思。這“行”便有“現實性”的意義。早年的經曆,又使他真正成爲了一個反對舊勢力、舊禮教的叛將。一切加之其身的屈辱,都在努力尋求一個“現實性”的出口。于是,他終于尋得了——複仇。

複仇精神作爲魯迅的一種人生觀,漸漸地演變成一種複仇哲學。因爲魯迅看到,只有將複仇精神提升到哲學(生命哲學)的層面,才能真正地做到堅定的複仇,才有可能真正改變些什麽。而到最後,目的與手段之間的關系,也由于其哲學與生命的高度融彙,而使得手段與目的相混雜。(此處容後文詳談)
  

魯迅爲了做事情,改變事情,追求現實性的改變,遇到了很多的問題,其中第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做到複仇的堅定性、徹底性。究竟是什麽阻礙了這種堅定與徹底。小說中,魯迅通過眉間尺與老鼠的對峙,以及由[1]此産生的複雜情感來進行揭示,這種多余的自然情感是複仇堅定性與徹底性的首要絆腳石。

小说一开始,出现了两个角色:眉间尺与老鼠。通过眉间尺对老鼠的态度与行为,我们发现了眉间尺的“不冷不热”的性情。残雪在文章《藝術复仇》中说:“老鼠从里到外都令人憎恶,但它也同他一样是一条生命,在遇到大难时也同他一样会有着求生的本能,将心比心,眉间尺对它产生深深的同情是很自然的。可是这种同情心却是大忌,老鼠只要活着,就要继续对他作恶,于是他杀了老鼠…”②这是从同情心方面来谈眉间尺的软弱。

同時我認爲,作者選擇老鼠作爲第一個惡的形象,是與後面的王這個惡的形象作對照,老鼠與王同爲“惡”的形象,不同點在于老鼠相較眉間尺來說,是弱者。而王相較眉間尺來說,是強者。對強者進行挑戰,似乎很莊嚴,而對落水的老鼠進行攻擊,就不那麽莊嚴了,反而催生出攻擊者自身的同情心理。因爲對弱者的同情是人的天性。以及,對弱者施行暴力帶來的心理負擔:
  
“……這使眉間尺大吃一驚,不覺提起左腳,一腳踏下去。只聽得吱的一聲,他蹲下去仔細看時,只見口角上微有鮮血,大概是死掉了。

他又覺得很可憐,仿佛自己作了大惡似的,非常難受。他蹲著,呆看著,站不起來。”
  
小說不同于《野草》諸篇及其他篇什,采用“複仇”二字,而是多用了“報仇”二字。“複仇”從字面上來感受,更多透露出悲壯美。而魯迅則刻意消解這種美感,用了世俗化的“報仇”二字。“複仇”用在眉間尺與王之間是合適的,卻難以用在眉間尺與比他還弱小的老鼠之間。“複仇”固然壯美,但卻容易姑息了對老鼠這樣的作惡者的打擊。這是作者對表面的“善行”(手段的“善”)與結果的“善”之間作出的選擇。並且,由于魯迅性格的現實性與功利性,選擇了結果的“善”,這就必然帶來手段的“非善”,而這種手段的非善帶來的心理負擔的問題,通過小說後面的部分給出了解決方案,那就是“鑄劍”。

鲁迅认为,不能因为恶人是弱者,就不予打击。因为其为恶的性质,是与强者相一致的。鲁迅的名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提出痛打落水狗的著名立论。同样有趣的是,老鼠同样是“扑通一声”落在了水瓮里。《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最初发表于1926年1月10日《莽原》半月刊第一期,而《铸剑》(《眉间尺》)发表于192 7年4月、5月的《莽原》2卷8、9期上。可以说,这个《铸剑》细节是在延续《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的立论,提出“恶”者不论强弱,都应打。

這是在給人們指路。是在總結血的教訓,爲後來者提供血的經驗。而在作者的精神層面,則是一種排除多余自然情感的思考。
  
“你麽;你肯給我報仇麽,義士?”

“阿,你不要用這稱呼來冤枉我。”

“那麽,你同情于我們孤兒寡婦?……”

“唉,孩子,你再不要提這些受了汙辱的名稱。”他嚴冷地說:“仗義,同情,那些東西,先前曾經幹淨過,現在卻都成了放債鬼的資本。我的心裏全沒有你所謂的那些。我只不過要給你報仇!”
  
所以,宴之敖自己主動從心裏清除了相關聯的自然情感,最終,只剩下了純粹的複仇。

正如《這樣的戰士》一文中描寫的戰士,“但他舉起了投槍”五次出現,表現出戰士對“戰鬥”的徹底性,“韌”性。仿佛我們看到了不爲一切外物與感情所動的投槍機器,這便是“自覺排除”了“柔情善意”後,取得的效果。
  
那麽,排除自然情感是如何與《鑄劍》相結合的呢?或者說,鑄劍的意象是怎樣暗示和象征了排除自然情感的行爲的呢?
  
“當最末次開爐那一日,是怎樣地駭人的景象呵!嘩啦啦地騰上一道白氣的時候,地面也覺得動搖。那白氣到天半便變成白雲,罩住了這處所,漸漸現出绯紅顔色,映得一切都如桃花。我家的漆黑的爐子裏,是躺著通紅的兩把劍。你父親用井華水慢慢地滴下去,那劍嘶嘶地吼著,慢慢轉成青色了。這樣地七日七夜,就看不見了劍,仔細看時,卻還在爐底裏,純青的,透明的,正像兩條冰。”
  
第一,劍是金屬,象征了一種與軟弱相反的強硬氣質。

第二,劍最後變成純青的、透明的,正像兩條冰。冰是與熱的、暖的感情相反的,散發出冷森森的寒氣。

第三,劍本身的屬性是爲了傷人的,攻擊的。

那麽,鑄劍的過程就是從軟弱向強硬,從溫暖到冷冰,從不傷人到傷人的過程,這個過程,象征了剔除了人作爲生物的原始情感,剔除掉“除惡”帶來的心理負擔(手段的非善)從而排除自然情感以利複仇的行爲。
  

是不是可以這樣說,複仇的現實性目的也分爲兩個層面,其一是個體性的目的,即眉間尺爲父親複仇的目的。其二是社會性的目的,即改造社會。

通過排除自身多余的自然情感,從而達到了複仇的現實性目的(個體性的)。但是從更高的層面來說,複仇的犧牲,並沒有帶來更多現實性目的(社會性的),即未能改造社會。小說結尾處,麻木的看客再次出現,暗示了複仇的社會性現實目的的失敗。

在眉間尺複仇受挫之後,他遇到了這樣的情境:
  
路旁的一切人們也都爬起來。幹癟臉的少年卻還扭住了眉間尺的衣領,不肯放手,說被他壓壞了貴重的丹田,必須保險,倘若不到八十歲便死掉了,就得抵命。閑人們又即刻圍上來,呆看著,但誰也不開口;後來有人從旁笑罵了幾句,卻全是附和幹癟臉少年的。眉間尺遇到了這樣的敵人,真是怒不得,笑不得,只覺得無聊,卻又脫身不得。這樣地經過了煮熟一鍋小米的時光,眉間尺早已焦躁得渾身發火,看的人卻仍不見減,還是津津有味隨的。
  
魯迅通過這樣的描寫,表達出複仇的社會性目的難以達成,看客與閑人萬年長存。同時,與壯美的複仇之旅不協調的是,眉間尺不得不糾纏于這種零碎繁複的糾紛裏,脫身不得。表面上看,終極目標是殺掉王,這種糾纏只是一種無奈,其實,改善國民性、改造社會,才是複仇的終極意義。現在終極意義非常渺茫,個人的恩恩怨怨又何必了結呢?

如果說複仇的終極意義——改造社會,難以達成的話,那麽個體的複仇還有什麽意義?魯迅似乎感覺到了複仇的虛無。這是魯迅遇到的第二個大問題,這個問題促使了作者爲複仇尋找另外的意義。
  
“但你爲什麽給我去報仇的呢?你認識我的父親麽?”

“我一向認識你的父親,也如一向認識你一樣。但我要報仇,卻並不爲此。聰明的孩子,告訴你罷。你還不知道麽,我怎樣地善于報仇。你的就是我的;他的就是我。我的魂靈上是有這麽多的,人我所加的傷,我已經憎惡了我自己!”
  
爲什麽幫眉間尺報仇呢?“但我要報仇,卻並不爲此。”可以說,報仇的現實性目的,已經不是(不全是)他幫眉間尺報仇的目的。那麽,這目的究竟是什麽呢?我認爲,是“報仇”本身,也即鑄劍本身)

小说最初于1927年4月、5月发表于《莽原》2卷 8、9期时,题为《眉间尺》;1932年编入《自选集》时又改题为《铸剑》。

我認爲,作者有意將一個動作性的詞“鑄劍”來替代名詞性的“眉間尺”,正是爲了突出鑄劍的進行、鑄劍的過程。是非劍到劍的中間狀態。這篇小說就是要揭示作者理解與實踐的這一生命過程。

小說中有一個意象值得注意:宴之敖向眉間尺要兩件東西,一是劍,二是頭。而身體則作爲多余的“負擔”,被清除出去。

一般來說,頭是隱含著指揮的、思想的、精神的取向。

而身體則隱含著盲目的、本能的、肉體的取向。

所以鑄劍的過程也是靈魂擺脫肉體制約,以獲得自由的過程。這個獲得自由的過程要通過複仇或稱鑄劍來實現,那麽,獲得自由的過程就成了複仇與鑄劍的新意義。也就是說,現實性目的的達成,成了獲得精神性目的的手段。
  
眉間尺、王、宴之敖三個人物的次第出現,表現出了作者對複仇哲學得以成立的三要素的抽取。

首先,眉間尺代表的是凡人。由于魯迅接受過尼采的思想,“不冷不熱”的眉間尺(早期)更多地具備“庸衆”的特點。他是一個尚未覺醒的人,一個未能擺脫肉體局限的普通人。

而後,在母親的敘述中,王出現了。王作爲複仇的對象,是主人公(庸衆)覺醒的必不可少的因素。魯迅曾經說過這樣的話:“愛我的敵人。”就是發見了敵人對意義生成的重要性,敵人是意義生成的一個重要因素。因爲“劍”如果沒有砧砍的對象,本身就失去了“劍”的功能,失去“功能”的劍不能稱之爲劍,而只是物質意義上“劍”形的鋼。另外,敵人能夠激發庸衆的複仇心理。小說中有一細節:
  
“那天父親回來了沒有呢?”眉間尺趕緊問。

“沒有回來!”她冷靜地說。“我四處打聽,也杳無消息。後來聽得人說,第一個用血來飼你父親自己煉成的劍的人,就是他自己——你的父親。還怕他鬼魂作怪,將他的身首分埋在前門和後苑了!”
  
查《鑄劍》出典,未有此細節之記載,所以可以定論,這個細節是作者添加的,是有意爲之的。

制造眉間尺的父親“身首分埋在前門和後苑”的王,激發了眉間尺的複仇意志:
  
“眉間尺忽然全身如燒著猛火,自己覺得每一枝毛發上都仿佛閃出火星來。他的雙拳在暗中捏得格格地作響。”
  
最後,宴之敖出現了,他代表的似乎是“複仇意志”本身,而複仇意志只有在複仇過程中呈現,“複仇”的完成,似乎也即是“鑄劍”的完畢。但是,“複仇”的完成,“劍”的意義也消解了。這三個人物表現出了作者認爲的複仇三要素,這三個要素是相互交融,缺一不可的。

小說結尾處,眉間尺的頭、王的頭、宴之敖的頭無法分辨。就暗示了三者互爲因素,又相互交融的結果。而在同一個金鼎內的蒸煮,又暗示了三者互爲因素、相互交融的過程。最後,三者合爲一體,不可分辨(三頭共一身),卻又各自分明(三個因素),暗示了魯迅的生命哲學是一個過程的哲學。可以用“鑄劍”、“複仇”、“走”之類的字眼來概括。
  

如果說,砍下王的頭,是對王砍下父親的頭的複仇的話。那麽,分別砍下自己的頭的眉間尺與宴之敖,就是在進行對自己的“複仇”(反抗、反思、批判)。這種對自身行爲的反省,是魯迅這類知識分子的一個顯著特色,這樣才能不斷進行現實層與精神層的自我超越。亦即複仇的精神性目的。

魯迅曾說:“偏愛我的作品的讀者,有時批評說,我的文字是說真話的。這其實是過譽,那原因就因爲他偏愛。我自然不想太欺騙人,但也未嘗將心裏的話照樣說盡,大約只要看得可以交卷就算完。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發表一點,酷愛溫暖的人物已經覺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來,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樣。我有時也想就此驅逐旁人,到那時還不唾棄我的,即使是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這才真是我的朋友。倘使並這個也沒有,則就是我一個人也行。”③

1,對眉間尺的複仇(反省):對不能成事,優柔寡斷的肉體(庸衆)的複仇(反省)。受肉體局限的主人公便是未覺醒時的作者自己,魯迅首先完成的是自己對自己的過去複仇。主人公自己砍下了自己的頭,並將頭獻給代表“複仇意志”的宴之敖,就是一個自己反思反省自己,並獲新生的過程。

2,對王的複仇:這次的複仇是現實層面的複仇,亦即現實目的的完成(即上文所說的個體性目的),便是進行對敵的砧砍,並從這砧砍中,形成“劍”的意義,砍敵人的過程(包括准備),同時也便是“鑄劍”的過程。

3,對宴之敖的複仇(反省):對“複仇意志”的反省。“複仇意志”要求人脫離肉身的限制,擺脫因選擇“結果的善”而行使“手段的非善”的心理負擔。但是,人的精神是與肉體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周國平曾分析:

“我們一生中不得不花費許多精力來伺候肉體:喂它,洗它,替它穿衣,給它鋪床。博爾赫斯屈辱地寫道:‘我是他的老護士,他逼我爲他洗腳。’還有更屈辱的事:肉體會背叛靈魂。一個心靈美好的女人可能其貌不揚,一個靈魂高貴的男人可能終身殘疾。荷馬是瞎子,貝多芬是聾子,拜倫是跛子。而對一切人相同的是,不管我們如何精心調整,肉體仍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衰老和死亡,拖著不屈的靈魂同歸于盡。

那麽,不要肉體如何呢?不,那更可怕,我們將不再能看風景,聽音樂,呼吸新鮮空氣,讀書,散步,運動,宴飲,尤其是——世上不再有男人和女人,不再有愛情這件無比美妙的事兒。原來,靈魂的種種愉悅根本就離不開肉體,沒有肉體的靈魂不過是幽靈,不複有任何生命的激情和歡樂,比死好不了多少。

所以,我要修改帕斯卡爾的話:肉體是奇妙的,靈魂更奇妙,最奇妙的是肉體居然能和靈魂結合在一起。”④

所以,“複仇意志”永遠不可能完全實現,就像彼岸不可能真正到達,“人可以走向天堂,不可以走到天堂。走向,意味著彼岸的成立。走到,豈非彼岸的消失?彼岸的消失即信仰的終結,拯救的放棄。因而天堂不是一處空間,不是[2]一種物質性存在,而是道路,是精神的恒途。”⑤所以說,“劍”永遠不可能“鑄成”,精神性的目的的完成是虛妄的。

4,對“複仇完成”的複仇(反思、反省):小說最後,看客再次出現,顯示出“複仇”的最終結果未能改變社會,現實性的目的(即上文說過的社會性目的)的完成是虛妄的。
  

如果說,只有劍變強了,才能戰勝強敵,而敵人越強,想要戰勝敵人就需要更強的劍。所以,劍變強(鑄劍)是勝敵的手段——現實層面。又由于現實層面的勝不能改變社會,即不能真的勝,故此,勝敵的目的的意義被消解。

同樣的,只有劍勝了敵,才能證明劍的強,而敵人越強,劍勝敵所顯示出的劍的能力越大,所以勝是證明劍變強(鑄劍)的手段——精神層面。

在魯迅這裏,複仇的現實層面上升到了精神層面。所以,“鑄劍”(複仇)就成了他的生命哲學。所以,對王的複仇就成了行使生命意義的手段。至此,手段與目的相互交融,只有變強(鑄劍),才能殺掉王,殺王是最初的目的,到後來,目的又轉變爲行使生命意義的手段,殺王之後的現實結果反而與意義無關。所以,當王真正被殺的一瞬間,主人公的頭與黑衣人的頭便“四目相視,微微一笑,隨即合上眼睛,仰面向天,沈到水底裏去了。”

錢理群教授寫道:“可以說,就在這‘四目相視,微微一笑’中,黑的人和眉間尺的人格和精神都得到了完成,或者說,魯迅用他那詭奇而絢麗的筆觸,將複仇精神充分地詩化了。”

也可以說,魯迅終于尋得了自己的生命哲學。他當然看清了希望的虛妄,看清了所有努力很難得到收獲(社會性現實目的),但他又不因絕望而放棄前行。他自己說:“《過客》的意思不過如來信中所說的那樣,即是雖然明知前路是墳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絕望,因爲我以爲絕望而反抗者,比因希望而戰鬥者更勇猛,更悲壯。”這種哲學有些向死而生的意味,其現實目的依然是存在的。現實目的與精神目的相並存,相支撐,是魯迅生命哲學的一大特色。

魯迅至死躬行了他的哲學,他在1936年9月寫道:“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麽回答呢?誠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魯迅是具有強烈自我意識的作家。這個自我意識不等同于自私或個人主義,而是充分地感受到自己的存在,不能容忍自我存在的虛化,即自由意志。魯迅的哲學是一種創造性的哲學,這種哲學與魯迅的生命緊密結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故此稱之爲生命哲學。研究這種創造性的生命哲學,我們應該首先分析創造的性質。

创造有很多种,例如音乐创作、写作。区别于现实世界,人的创造可以是一种纯精神性的创造,而脱开(相对)现实世界对其的作用与干预,从而使创造的“可能性”近乎无限。这种可能性是创造的分母,而个体的创造本身,就是在这个分母范围之内的分子。而分子的大小取舍,则完全归结于人个体的选择。每一个创造都是独一无二的。一篇文章便是无数选择的结果,其选择的对象是所有的文字。而一段音乐也是无数选择的结果,其选择对象是所有的音符。文字与音符的全体是这种选择的分母,而选择的结果就是在分母范围里选择出来的分子。而选择的权利来自个体的每一个人自己,在这种选择中,人确定了“自我”的存在。相较这种纯精神的创造,鲁迅的哲学创造与现实相结合,所以,鲁迅不是纯粹的藝術家,而是一个关注社会现实的知识分子兼藝術家。

創造具有超越性,每一件創造物都是創造者此時此刻創造水平的體現與證明。所以,創造的作品本身具有等級優劣。而每一件創造物都證明著創造者的“可能性”,都是其“可能極限”。所以說創造者對創造能力與水平的提升,是證明了自身對“可能極限”的突破。

魯迅的哲學是與生命,與社會相聯系的。其社會性則凸顯出這種哲學的道德性質。那麽,就讓我們來分析一下人的道德。道德是什麽?道德是一種對人作爲動物,在動物本能基礎上産生的行爲的“違逆”。人是一種動物,而動物在自然界的生存法則是“弱肉強食”,道德就是改變這種原始行爲法則的新形態行爲法則。而這種行爲法則並不以“強制”的形式來推行。(當然,是有程度的區分的,超出一定程度,則有法律來框範)而是建立在個體選擇的基礎上。人非神,神完美無缺,絕對道德。人是動物又區別于動物,動物依靠本能,不存在“道德”的概念。

而道德也是一種程度的體現,從動物到神(應該注意,這個神並不確指神,而是指人心中構想出的“完美”),一個重要的標志就是道德的有無與高低。人的道德選擇決定了人在動物——神之間的坐標刻度。每一次道德選擇都是一種程度的展示,都是其“可能極限”的證明。都是對“局限”(本能)的超越(克制),都是人脫離動物向神邁進的明證。

由上述分析得知,人的道德與人的創造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相同特性,即:選擇性(主動性)與超越性。

而這兩種特性都取決于人的“自我意識”,即“自由”感的覺醒。

魯迅的生命哲學,兼具了道德與創造,即是社會化的,又是純粹精神化的。並且通過手段與目的相互交融(現實目的是達到精神目的的手段,精神目的也是達到現實目的的手段),使魯迅的生命本身成爲了一種創造,成爲了一種“自由”的形式。也使得魯迅的“自我意識”得到了最大化體現。
 
注释:①《鲁迅与周作人》 13页
   ②《残雪文学观》 154页
   ③转引自《鲁迅作品十五讲》 121页
   ④《周国平文集》 第二卷 177页
   ⑤《病隙碎笔》 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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