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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劍钊:在俄語詩歌的天空“舞蹈”


      汪剑钊,诗人、翻譯家、評論家。1963年10月出生于浙江省湖州市。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专著《中俄文字之交》《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阿赫玛托娃传》《诗歌的乌鸦时代》(诗文自选集)等;译著《订婚的玫瑰——俄国象征派诗选》《俄罗斯白银时代诗选》《自我认知》《俄罗斯的命运》《波普拉夫斯基诗选》《二十世纪俄罗斯流亡诗选》《普希金抒情诗选》《曼杰什坦姆诗全集》《茨维塔耶娃诗集》《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阿赫玛托娃诗选》《王尔德诗选》,编著《千家词选评》《最新外国优秀短篇小说》《西方抒情散文选》等四十余种。业余从事诗歌写作,作品散见于《诗刊》《人民文学》《十月》《北京文学》《中国作家》《大家》《山花》《文学界》《作品》《诗歌月刊》《诗江南》等多种纯文学刊物,并有作品入选国内外数十种诗歌选集和年鉴。

 

  “命運”讓我貼近俄羅斯文學

  王 琪:汪老师好!很荣幸有机会采访到您。您在诗歌创作、翻譯和文学評論等方面成就卓著,实质上,在这几个领域想同时搞出一番成就绝非一日之功。在很多人印象中您在俄文方面翻譯更为突出,这是和您所学专业有关还是另有原由?

  汪劍钊:王琪好!有這個機會與你交流,非常高興。

  在创作、翻譯和評論领域做过一些工作,能够得到朋友们的认可,这是我感到十分欣慰的事情。说到翻譯,这是一个偶然中的必然,我有点儿“认命”。1981年秋天,我阴差阳错地进入了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外语系俄语专业,仿佛有一只手不容置疑地命令我此后将在俄语诗歌的天空“舞蹈”。对此,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命运”就这样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借助生活本身,略带‘磨难地’让我去贴近了沉重的俄罗斯文学,贴近了(包括普希金在内的)忧郁的俄罗斯诗人。”

  可以说,我进入诗歌翻譯领域,完全是“无心插柳”的结果。八十年代初,读者能看到的有质量的现代诗译文极其稀有。我最初之所以尝试诗歌翻譯,主要目的只是为自己的写作找点参考。现在,人们较多地通过俄罗斯诗歌的翻譯活动知道我,但我实际上最早进行的译诗练笔却是英语诗歌。我曾经翻譯过多恩、赫里克、沃勒、王尔德、爱伦·坡、华兹华斯、济慈、莫尔、拉金、狄兰·托马斯、麦克尼斯、肯明斯、默温、莱维托芙等人的不少作品。可惜的是,它们大多已散佚不可寻了。后来,随着自己俄语水平的提高,我接触到了今天已为人熟知的“白银时代”的诗歌,为其中透露的人性洞察和词语的“陌生化”效果所吸引,一股脑儿译了数百首诗歌,包括勃洛克、吉皮乌斯、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曼杰什坦姆等人的作品。当时,这些译作仅有少量得以在公开刊物上发表,极大部分都塞进了抽屉。直到二十年以后,它们才结集出版,如《俄罗斯白银时代诗选》《勃洛克抒情诗选》《吉皮乌斯诗选》《茨维塔耶娃诗集》《曼杰什坦姆诗全集》《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阿赫玛托娃诗选》等。

  王 琪:在您翻譯出版的众多俄文著作中,哪些作品您自己比较满意?如果挖掘它的文本价值,您认为主要体现在哪里?

  汪剑钊:说实话,我对其中任何一部作品都不满意。这不是矫情,也不是什么谦虚。因为,翻譯本身就是一门遗憾的藝術。它有点儿类似于田径运动中的跳高,无论译者有多大的“弹跳能力”,无论他跃过一节又一节的高度,前面总有一个永远过不去的“横杆”。只要我有时间重新审读自己的译著,每次都能发现不少问题,有的属于中文表述上的欠缺,有的则是当时理解上的失误。所以,我非常珍惜这些作品重版所得到的任何一个修订的机会。

  说到文本价值,最值得重视的似乎是《俄罗斯白银时代诗选》。这是国内最早以“白银时代”命名的一部诗选,那个时代的代表诗人全部都有入选。今天,俄罗斯白银时代的重要性虽然已被世人所知,但其意义尚未得到充足的评估。在我看来,它堪可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相提并论。这个阶段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以独特的思想理路、独特的言说方式,拈出了一系列极富现代性意味的命题,取得了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丰硕成果。另外,就是《曼杰什坦姆诗全集》《茨维塔耶娃诗集》和《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阿赫玛托娃诗选》。九十年代,中国诗歌曾经提倡“叙事性”写作,认为是一种创造;殊不知,二十世纪初的俄国诗人,尤其是“阿克梅派”诗人,早已注意到了细节的重要性。关注语言落实到每一个词,像提炼“镭”一样发掘词的矿藏,寻找并体现词与词之间隐秘的联系,善于运用隐喻,制造“陌生化”的藝術效果,等等,都是俄罗斯白银时代诗人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国内有读者认为我把曼杰什坦姆译得晦涩、冗长了,转而推崇某种借助英文将诗人简洁化,甚至改写式的翻譯风格,这恐怕还是对诗人了解不够。顺便说一句,俄语原本就是一种比英文复杂的语言,曼杰什坦姆被译成英文后,实际就在一定程度上经过了“通顺化”、“简易化”的处理。我赞成翻譯中的批评和指正,这有助于译诗藝術整体上的提高。但是,我反对通过“第三者”的语言来评品译文的方式。那种做法有点像某人只见过对方的表弟或堂弟,就据此武断地认定对方长得不像他的父母。

  除诗歌以外,我还翻譯过别尔嘉耶夫的《自我认知》《俄罗斯的命运》《恺撒王国与精神王国》《论人的奴役与自由》《自由精神的哲学》等著作。别尔嘉耶夫终身都在探讨俄罗斯和人类的精神之路,落实到写作中,他喜欢使用箴言的方式来阐述自己的思想,带有很强的启示意味,但读来绝不艰涩,这完全有别于注重纯思辨和实证性逻辑的德国哲学,通常能给人以美文阅读的快感。

 

  現代詩處在“詩經”時代

  王 琪:我看到过您一篇文章,记得您说自己写作的起源,一个是对唐诗宋词的迷恋,另一个是非洲诗歌,这是如何形成的?

  汪剑钊:更准确的说法是,我一度非常喜欢“词”这种古典文学样式。我曾经设想,当年倘若如愿进入中文系学习,我大概更有可能成为一名潜心研究宋词的学者。我在中学时,曾在无意中读到过赵崇祚编选的《花间词》和周密编选的《绝妙好词》。这是两本唯美色彩很浓的集子,编选者在择取作品时第一注重的就是“藝術性”,前者沿循的是“娇娆细密”、“绮丽华美”的路子,后者标举“醇雅清空”,它们均为后人在字句锤炼和诗化人生方面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范例。也许,我血液中的唯美因子就是在那时被植入的。可以说,“词”在语言藝術中展现的魅力令我着迷,甚至倾倒。我觉得,“词”的微妙就在于拥有一定的规则,同时又给出了恰当的自由度。词的形态为现代诗的诞生埋下了伏笔。长短不一的句式突破了近体诗整齐、单一的格式,凸显了诗的散文美,同时又在一定的位置设定了平仄、韵脚,既照应了音韵的和谐、配合,又不那么呆板、滞重,从而让起伏的变化构成节奏的美。另外,有宋一代的词人在创作中一些俗中见雅、雅不避俗的大胆尝试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九十年代初,我曾参与《世界诗库》的编译工作,担任第八卷的责任编委。该卷的地域范围是西亚、非洲。在历时三年的编选过程中,我深深为非洲诗歌表现出的藝術爆发力所震撼。桑戈尔、狄布、大卫·狄奥普、比拉戈·狄奥普、雷培里伏罗、奥卡拉、索因卡、奥基格博、勃鲁图斯、琼凯尔等诗人,通过自己的藝術实验,表现出迥异于欧美的另一种现代性。他们笔下的作品携有原始的生命节奏、诡奇的比喻、巫幻的诗性氛围和前卫的探索精神,充分展示了在多元文化撞击下的非洲人民微妙的心理历程和独特的美学趣味。我必须承认,非洲诗总体所呈现的瀑布式抒情和奇诡的想象力首先征服了我,让我禁不住慨叹:这片神奇的大陆最终将迎来如拉美文学那样的“爆炸”。

  應該說,來自古典的“詞”之唯美追求、非洲文化的強力表現與俄羅斯詩歌的凝重積澱,在我的寫作活動中都留下了一定的痕迹。

  王 琪:唐诗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堪称中国诗歌鼎盛时期,很多诗歌至今广为流传,您觉得现当代诗人与唐代诗人的诗歌创作相比,最缺乏的内在东西是什么?

  汪劍钊:當代詩歌與唐代詩歌實際上沒有可比性,細究起來,它們分屬兩個語言系統,其差異可能要遠遠大于詩歌與繪畫的不同。

  另外,即便忽略了這種異質性,在另一層面上將它們放進同一個坐標和參照,也是不公平的。試想,唐詩本身有將近三百年的流變曆史,期間的發展也不平衡,可劃分作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各期。並且,還需要指出的是,唐詩之前,兩漢與魏晉的詩人已作了極爲重要的鋪墊。如果對詩歌史稍有了解,我們不難知悉,即使天才如李白,也不是在平地上起造一座偉大的詩歌大廈。在他之前,樂府詩人、南北朝的民歌手,以及陶淵明、謝靈運、謝朓等已進行了頗有建設性的探索,在意象、語彙、聲調和對仗等多個層面爲其掃平了道路,從而讓詩人有了大展身手的穩固基礎。換句話說,唐詩有一個可以依靠的大傳統,擁有一堵厚實、堅硬、巍峨的背景牆。當代詩雖說也擁有了一個近百年的小傳統,但畢竟屬未臻成熟的境地。

  因此,如果一定要加以對比的話,我覺得最缺的是時間和信心。因爲,我們的現代詩還處在“詩經”時代。一名從事現代詩寫作的詩人,應該在這一文體中找到自信。如果你覺得現代詩是你表達自身的一種最佳文體,大可不必爲此而自慚形穢。

 

  在現實的土壤上鑿通一條詩的運河

  王 琪:您曾经说过:一位缺乏理論素养的诗人是不太可能走得很远的,而一名没有诗性底蕴的評論家,其文字也多半是可疑而不足道的。那么,就当下诗坛现状来看,让这二者兼而有之,在很多诗人身上比较匮乏,就此问题,请您简单谈谈个人看法。

  汪剑钊:诗歌写作有一定的经验成分,但仅凭经验与激情,没有理性思辨的能力,就容易让作品停留在一个较为低浅的层次。理論素养可以培养一个人看待世界的眼力,深厚者可以透过现象看本质,肤浅者容易被生活的泡沫所吸引。另外,由于理論上的准备不足,这样的诗人不仅缺乏对现实世界的洞察力,也对藝術的层次缺乏判断力,容易养成“夜郎自大”“井底之蛙”的心态。至于缺乏诗性的評論家,我对他们最大的怀疑就是他们是否拥有置身于生活和藝術中间那种必要的真诚。没有诗性,这至少证明他缺乏藝術感受力,并且,他的人性还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其在内心深处并不相信自己评说的对象,大部分文章都是绕开了心脏在行走的。面对那些文字,有经验的读者一定能够透过华美的辞藻看到骨子里的虚乏。

  所以,我觉得,一首好的诗歌、一篇好的評論,都应该是理性与激情、哲思与诗性相互撞击、同时提升、完美糅合的结果。

  王 琪:在多元化并存的社会和经济浪潮不断汹涌而来的时代背景下,您认为一个人一旦贴上诗人这个标签,意味着什么?而一位真正的诗人,他当下需要担负的,包含哪些方面内容?

  汪剑钊:我曾经说过,上帝创造了人,但这个人是不完善的,留有不少有待修正的缺点。诗人所为,就是在人间完成上帝未竟的事情,通过语言之水洗去尘世的污迹,让人逐步摆脱他(她)的动物性,走向完美的人性。另外,我不同意你的“标签”一说,因为标签是外在的东西,是可以揭下的。而对于真正的诗人而言,诗是他血液里的东西,是不可抽离、非此不可的。在当下,他应该完成两个使命,一个是作为人或公民需要为之服务或履行的社会义务、工作职责、生活使命、道德承担;另一个就是诗人的使命,在审美层面上,他必须有一种敬业精神,在藝術的领域内,他必须“为藝術而藝術”,从专业的角度来面对语言,敬畏每一个字和词,探寻它们显在或隐秘的关联,在现实的土壤上凿通一条诗的运河。当然,上述情况有时也会出现冲突和纠结。因此,在特定情况下,他或许还应该对藝術与生活、精神与物质、现实与未来之间的孰轻孰重有所取舍,懂得如何在损失中去充实,在放弃中去获得。

 

  把寫作的快感還給寫作

  王 琪:如果说从事文学创作靠的是信仰,您的信仰是什么?

  汪劍钊:我覺得,從事文學創作,與其說是“信仰”,倒不如說是“興趣”。後者跟“信仰”一樣,沒有什麽理由,它們都在邏輯論證與推斷之外。就我個人而言,我對語言,或者說文字有一種深入骨髓的迷戀。語言是一種奇妙的東西,由于它的存在,人與人之間有了溝通的可能,平凡的生活有了不平凡的意義,記憶和希望有了存身的所在。詩人和作家借助字與詞的排列,可以創造日常現實以外的另一個世界。在這個想象世界裏遨遊,人可以像上帝一樣無所不能,不受經濟、時間、地理、人事的制約,充分享受精神的自由,無論是群居還是獨處,都能展開與大千世界的對話,賦予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以思想和情感。換句話說,因爲與文學相伴,我擁有了遠比常人更多的體驗和感受,如同有多個生命在我的體內存在。我是一個知足的人。我覺得,這輩子最大的幸運,就是每天能做著自己喜歡做的事,並且因此還能得到一份薪水養家糊口。想到這一點,我真的能夠深切地理解“天子呼來不上船”的那份自得與滿足。

  王 琪:提到文学,特别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个概念的确有些宏大,三言两语是说不完的,我想请您简单谈谈,西方文艺思潮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

  汪劍钊:這個題目確實有點大,如果沒有一本書的篇幅,根本說不清楚。必須承認,西方文藝思潮對中國五四以降的文學産生了巨大的影響。它涉及到詩人、作家們對異域營養的接受問題。最初,先輩們幾乎全盤吸納,唯“新”優先,對現實主義、浪漫主義和現代主義一股腦地“拿來”,也因此多有消化不良的現象出現。及至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意識形態上向蘇聯一邊倒,以至于形成了文化上一個特殊的時期,當時的蘇聯文學和東歐文學幾乎就是外國文學的代名詞。上述情況都不是正常的現象。至于說到當代,總體上來看,中國作家和詩人對外來影響的接受與吸收已顯得比較成熟,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已會考慮到自己寫作的“血型”,選擇適合自己的“血庫”。就我個人而言,就精神輸入來說,存在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應予重視,前者讓人對生命有了全新的認識和領悟,後者給出了一套應對曆史和社會問題的態度;從心理學和語言意識而論,超現實主義所作的嘗試迄今仍評估不足,它把寫作的快感還給寫作,讓自由獲得了美學上的認定。

  王 琪:2011年底,您在出版《乌鸦的诗歌时代》一书时,您的一位某出版社朋友曾对您说:“从商业角度来说,如今最不好销售的是两类书,一类是诗歌,另一类是理論。”您当时也承认了:这两项,您占全了。为此,除了市场经济因素,您认为这两类图书的出版还难在哪里?

  汪剑钊:其实,这个问题与大众的素养有关。诗歌与理論都对读者的想象力与思辨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它们需要被慢慢地咀嚼,其营养才会逐渐地被消化和吸收。这就需要时间,需要一种与之相对应、相称的“慢”。可不幸的是,当今中国,物质生活被加速推进,似乎一下子就进入了“高铁”时代;与此相伴随的是,精神生活则被“快餐文化”所覆盖,上面有一层浓腻的“心灵鸡汤”。结果,文化成了一种消费,人们在满足自己的精神饥饿时,不知不觉地吞下了大量的“地沟油”、“三聚氰胺”、“添加剂”和“色素”。如何提高大众的素养呢?这无疑与教育有关,目前亟需改变的就是“功利化”的价值指向,让教育朝着塑造健全人格的方向努力,注重美的熏陶和情感培养。只有等大众的口味提高了,理論与诗歌才能被愉快地“摆”上他们的“餐桌”。到那时,这个难题大概也就解决了。不过,我对提高素养这一点也不敢持乐观态度,目前,我们的教育存在太多问题了,功利化、工具化的理念在大学校园里也甚嚣尘上。

 

  確保批評的獨立性和公正性

  王 琪:您长期在高校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工作,当我们审视现当代文学,神圣的高校殿堂似乎总与平民对文学的要求有些距离,您以为高校文学研究工作者,怎样做才能关注到芸芸众生,乃至与世俗平民融为一体呢?

  汪劍钊:把高校當成象牙塔,還是一個誤解。高校的老師就是日常百姓中的一員。他站在課堂上講課,與一位農民在田野裏耕耘和一名工人在車間裏擺弄機器一樣,都是一種勞作,只是方式不同而已。至于你說的那種情況,可能是個別人由于待在書齋裏時間太長,變得像一名“個體戶”,不再善于與人溝通,缺乏對他人、他事的敏感與體驗。在我看來,這一點都不“神聖”,而是一種狹隘和淺薄。要改變的是,首先需要消除那種與世隔絕的“個體戶”意識,以人和人性爲標尺去看待世界,看待周圍的一切,在同情(不是居高臨下,而是感同身受的意思)的前提下養成一個悲憫情懷,在走近世人的同時,也真正走進自己的內心。在我看來,“入世”是一件于人于己都有益的事情。

  王 琪:文学評論也是您的长项,和一般的文学作品分析不同,文学評論不但需要针对作品予以评介,关注到作品价值,还要指出存在问题,帮助作者提高认识,可目下很多研讨会上,很少听到評論家讲真话、实话,对此您怎么看待?

  汪剑钊:这里,实际涉及到了批评的机制和它的权威性。长期以来,我们的批评并不是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缺乏对事不对人的传统。一旦你批评了某位作家或诗人,通常你与他的友谊就濒临崩溃的边缘了。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作者愿意听好话,哪怕虚假的赞美,評論者刻意做老好人,让廉价的表扬像自来水一样流淌。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还得在体制上着手,斩断利益的链条。我们应该考虑如何建立一个对事不对人的程序,确保批评的独立性和公正性,让評論家能够不受拘束地发表自己的言论,不至于因利益的牵绊而顾前瞻后、言不由衷。另外,我觉得,就作者而言,也需要有一份接纳负面批评的胸怀,他应该意识到写作的目的是什么,追求的是自我的完善、人格的锻造和情操的冶炼,还是一些功名利禄的东西。只有把这些关系处理好了,位置摆正了,才能有助于批评环境的健康发展。

 

  大量的閱讀對作家必不可少

  王 琪:提到写作,每位作家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写作格调、写作气质等问题,以著名诗人阿赫玛托娃为例,她诗性品质的构筑,您以为体现了什么样的写作气质和写作姿态?

  汪劍钊:你說到的格調、氣質等問題,對一位作家的風格形成起著極爲重要的作用。關于阿赫瑪托娃,我曾在一本書中寫過:“在整個俄羅斯‘白銀時代’的詩人群中,撇開他們各自的詩歌成就不說,僅以性格與爲人而言,相比茨維塔耶娃、曼傑什坦姆、吉皮烏斯等在性格上有一定偏執傾向的詩人,我個人比較偏愛阿赫瑪托娃。這種喜愛一部分與她天才的創作有關,另一部分則來自我對她的生活的認識。她生活在一個精神分裂的時代,但保持了一種和諧的健康心態,曆經苦難卻從不喪失對生活的信心,面對詩歌與生活之間時而出現的兩難困惑,總是依循情感和人性作出正確的選擇。這一切都讓我發自心底地欽佩和向往,並引爲自己的生活和寫作的標尺。”

  早期的阿赫玛托娃,基本是一名局限于“室内抒情”的女诗人,她的诗歌非常精美,用语讲究,意象新奇,情感真挚,在细腻的刻画与描述中唤起读者的共鸣,在自我抒发中传达对真的探索,渲染美的理念。例如,她有一首题为《最后相会之歌》的作品:“胸口那么无助地冷却,/ 而我的脚步却那么轻飘飘。/ 我把左手的手套 / 往自己的右手上戴。”作者捕捉了一个戴手套的细节,巧妙地暗示出了抒情主人公因失恋而慌乱的心情,同时也作为一则暗喻,提示情感没有找到可寄寓的场所。如果阿赫玛托娃的写作仅止于此,她就只是一名出色的抒情诗人,不可能跻身于伟大诗人的行列,在其后的几十年,阿赫玛托娃始终不曾停止自己关于命运、关于俄罗斯的思索,在极其困难的背景下完成了《安魂曲》和《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的史诗性创作,在反映个人所遭受的厄运的同时,体现了自己在伦理上的坚守,那些个性化的语言直指时代的黑洞,诗人以自己饱蘸血泪的笔墨分担了国家的悲剧。细读这两部作品,我们就可以发现,诗人此前写作中的精致、纤细、典雅,仿佛脱胎换骨似地融入了粗犷、坚韧、沉着、有力的主导性声调之中,使作品既保持了细部的可感性,又摆脱了早期写作的纤巧与单薄而呈现了肃穆、庄重的风格。阿赫玛托娃与她所推崇的但丁、普希金、托尔斯泰一样,运用自己的天才用最平凡的词语竖起了一个沉甸甸的诗歌十字架。

  王 琪:可否列出您喜欢的或者对您影响最大的几位作家和其作品?

  汪劍钊:先說中國古代的,詩人有屈原、陶淵明、李白、王維、杜牧、劉禹錫、李煜、辛棄疾、姜夔等。關于辛棄疾,我還想多說幾句,人們通常將他看做“豪放派”詞人,所謂“詞中巨龍”,認爲他的詞粗放、豪邁,流露出濃重的英雄主義氣概。殊不知,他還有另外一面,例如《摸魚兒》一詞,他在詞中寫下了這樣的句子:“惜春長怕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稍加咀嚼,便可體會到其中散發的婉約、幽曲、溫情、感傷的風致。

  至于二十世紀的中國詩人和作家,首先需要提到的是李季和聞捷,我最早讀到的兩首新詩是《黑眼睛》與《蘋果樹下》,大概是上初中的時候。當時,我被他們那種將愛情與勞動相結合的寫作模式所吸引,體驗到了某種性愛以外的純潔性。若幹年之後,我自然也意識到了這種寫作模式的局限,關于其中存在的問題,我會另外撰寫一篇文章來梳理。大學時代,我一度醉心于閱讀五四時期的詩歌,是學校圖書館去得最勤的讀者之一。我敢說,當時杭州大學圖書館館藏的現代詩詩集幾乎都被我讀過,而今尚能記得的名字有:胡適、郭沫若、冰心、鄭振铎、俞平伯、康白情、汪靜之、潘漠華、應修人、馮雪峰、宗白華、劉大白、劉半農、王統照、梁宗岱、徐玉諾、蔣光慈、李金發、穆木天、馮乃超、王獨清、卞之琳、艾青、馮至、何其芳、胡也頻、汪銘竹、石民、于赓虞、邵洵美、戴望舒、徐志摩、聞一多、陳夢家等。當代詩人,如北島、舒婷、顧城等人的作品,僅有少量通過學生之間交流的油印刊物傳到我的眼前,好像主要是如今廣泛流傳的《宣告》《回答》和《致橡樹》等,雖然覺得它們與主流刊物的作品不一樣,但感覺也沒有真正超越我此前閱讀的二三十年代那些作品的水平。故此,他們幾乎沒有對我産生什麽影響。最近,我很關注同代人,以及70後、80後詩人,從他們的作品中時不時地發現某種創造的努力。

  外國的詩人和作家,我隨意可以列舉的有荷馬、薩迪、哈菲茲、莎士比亞、拉伯雷、但丁、歌德、多恩、雨果、波德萊爾、愛倫·坡、拜倫、雪萊、濟慈、華茲華斯、彭斯、海涅、裴多菲、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左拉、王爾德、帕斯、勃洛克、葉賽甯、帕斯捷爾納克、阿赫瑪托娃、曼傑什坦姆、裏爾克、瓦雷裏、葉芝、狄蘭·托馬斯、斯蒂文斯、紀伯倫、桑戈爾、布勒東、艾呂雅、聶魯達、博爾赫斯等。我很難說出他們具體影響了我身上的哪一點,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些詩人的作品已進入了精神的脈管,在我的身體裏流動。

  王 琪:生活中的汪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属于工作饱满型的吗?还有哪些除了文学和教学以外的兴趣和爱好?

  汪劍钊:生活中的我,其實是一個非常懶散的人。前兩天,正好有一個星座網站說道,天秤座的人大多患有拖延症。說得似乎還挺准的。還有一個說法,O型血的人行動遲緩。我也覺得似乎在說我。日常生活中,我基本屬于那種“睡一覺再說”的人。我最怕被人趕著往前走。但是,由于自己的散漫,還有不善于拒絕,常常留下一大堆事,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催促。呵呵。

  我性格中偏于安靜、內向。讀書、寫作之余,最喜歡的是聽音樂、看碟片。我非常喜歡民歌,像陝北的信天遊,青海、甘肅的花兒,新疆的木卡姆,蒙古的長調,等等,都能讓我爲之沈醉。如果有較充裕的時間,我也願意聽古典音樂,比較喜歡柴可夫斯基、肖邦、德彪西、拉威爾和勃拉姆斯,可能跟他們作品中所彌漫的那種憂傷、悲怆和夢幻的情調有關。偶爾,我也會聽聽貝多芬、德沃夏克、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讓自己的血液沸騰起來。迄今,我還不太能接受搖滾作品,總覺得太鬧了。生活本身已充滿了喧囂,最好還是多制造一點和諧與甯靜吧。

 

  青年詩人與陝西詩歌現狀

  王 琪:对国内当下青年诗人的创作您满意吗?请从高校做理論研究的角度讲下,您对年轻一代诗人的希望?

  汪剑钊:“满意”这个词有点居高临下的意味。就青年诗人的创作,我的总体印象是,他们的起点很高,知识面很广,创新意识很强,有远大的抱负,所以,也有广阔的前途。无论是从理論角度,还是创作实践,我觉得自己都没有资格来对他们指手画脚、说三道四。而且,我想,无论我是否“满意”,他们大概都不会在意,只会走自己的路,由人评说。即使偶尔出现了偏差,时间不仅会证明一切,也会教会他们自行匡正。当然,这中间如果有人期望成为大师级的人物,我倒是可以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在我看来,未来的诗歌大师肯定不会是只由单一文化培养起来的。他必定是胸襟博大、视野开阔;自信而不骄矜,谦逊而不猥琐,成熟而不世故。他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对人性有深刻的洞察,对语言充满了敬畏,对写作有一种恒久的坚持。他不仅是一名吸纳了多种文化的精神“混血儿”,并且还是一名聚合了哲学、藝術、历史、宗教、伦理学等各种学科知识的集大成者。

  王 琪:现代性是当代诗歌的重要标志。您对陕西当代诗歌是比较了解的,可否就诗歌创作的当代性对陕西诗歌做一评价?

  汪劍钊:陝西不少詩人都是我的朋友,對陝西詩歌也算有所了解。我覺得,陝西有一個綿長的文化傳統,它是中華文明重要的發源地之一。據說,《詩經》中涉及陝西的作品就有160多篇,占了一半還多。但這裏的詩人在受到秦陝文化的滋養之後,也同時被這一片黃土埋得很深,體現出了一定程度的“影響之焦慮”,具體表現爲他們在處理鄉村題材、鄉村經驗時駕輕就熟,但面對都市文明、現代社會,不是輕度失語,就是停留在淺層次的批判和拒絕。這恐怕就涉及到了你說的現代性問題。這個問題也比較複雜,值得用一篇長文來探討,留待以後再論。下面,我想就幾位陝西詩友談一點印象吧。

  阎安去年以高票获得了鲁迅文学奖,应该说是名至实归。新出的诗集《整理石头》非常厚重,在获奖之前我就认真地读过,并且曾把其中不少精彩的作品推荐给我爱人和其他一些朋友。我很喜欢这部诗集的名字,并对其中一些与石头有关的作品产生了特别的兴趣。如果把大地看做一个身体的话,那么,石头就是其中的骨骼。没有这些“石头”,大地就是散碎、松垮、瘫软的。他笔下的石头来自泥土深处,非常朴素,“坚硬而粗糙”,它们谦卑,但并不下贱,而是和“天”待在一起,拥有沉默的飞行高度。阎安的“整理”意味着他不再停留于以往的乡村记忆,而在重新命名中赋予了现代性,这从他作品的措辞就可以体会,他选择的是“风一样轻而又轻 / 和事物消失时烟雾一样简洁的方式”。我最早认识的一位陕西朋友是李岩,他以前办《陕北》时还约过我的翻譯诗稿子。以前读过他一系列谣曲式的诗作,我被他在诗中所蕴藏并勃发出来的激情所打动,甚至觉得他在中国是比顾城更接近洛尔迦的一位诗人。那些携带着本能冲动的词句仿佛是一群赤身从信天游中游出来的浪子,不仅脱离了“榆溪”和“无定河”,而且越出了环绕长安的渭河、泾河、沣河、涝河、灞河等八水,径直游进入了诗之海洋,去拥抱“安达露西亚的春天”。去年12月初,在“文学陕军诗歌创作座谈会”上我与周公度再次相见,也是一件令人分外高兴的事。他也是一位交往了很久的朋友。据我所知,他是少数几个对中国古典诗歌有过深入研究的70后诗人之一。他主编过一段时间的《诗选刊》下半月刊,其作品有着绝句和汉俳式的简洁,他的一些短诗善于运用铺垫后转折,既出人意料,又给出在情理之中的领悟。还有你,在2009年由文化部在西安主办的第二届中国诗歌节活动上,我们初次相见,蒙你赠送了一本诗集《远去的罗敷河》,书中那些充满了“乡愁”与忧思的诗句曾勾起了我关于爱、孤独和痛的沉思。你希望“把诗歌交还故乡”,这是一个美好的心愿,也是诗的本色所在,堪称对海德格尔“诗意地栖居大地”所作的一个汉语回应。在去年的那次座谈会上,我曾对白烨先生说过,陕西诗歌的名声一直受到了小说的压迫,不太公平。虽说这话当时有点开玩笑,但也真是实情。陕西还有不少出色的诗人,譬如胡宽、沈奇、秦巴子、耿翔、宗霆锋、尚飞鹏、李小洛、伊沙、刘亚丽、远村、第广龙、三色堇等,都对当代中国诗歌做出了颇具个性、值得评说的贡献,如果一一評論,恐怕写一本专著都不够。限于时间和篇幅,就不在这里赘说了。

  王 琪:呵呵,没想到汪老师对陕西诗歌有如此高的评价。鉴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访谈就告一段落,希望有机会再次聆听您的高见。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汪劍钊:不客氣,咱們有機會再聊!

 

  这次为汪剑钊老师做访谈前,阎安主编一再叮嘱,务必提前把功课做好。我为此感到压力甚大,因为汪剑钊老师蜚声诗坛、翻譯界和高等学府,我做起来似乎有些吃力。经过翻阅和搜集汪老师的作品资料,我吃惊的发现,他对俄罗斯文学的熟稔程度,对诗歌的了如指掌,对陕西诗歌的关注等等,远远超乎我的想像。整个访谈,像我坐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园安静地听他讲课,更像是在一家春光倾洒的茶馆角落品茗、探讨。


  某天深夜,当他如约回传来访谈内容,我既为他的精辟學術和独到见解深深折服,又为完成这次采访任务如释重负一般的轻松和快意。好了,我完全可以睡个安稳觉了。身为著名诗人、評論家和大学教授,汪老师,我钦佩和敬仰您!

  (王琪系中國作協會員,陝西文學院簽約作家,《延河》下半月刊常務副主編。)

  本文原載于《延河》下半月刊2015年4期“名家現場”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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