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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上的背叛--對話《傻子寓言》作者大解

記者:從長期從事詩歌創作,到近來密集出版小說和寓言,這是您個人寫作生涯中創作成績的集中爆發,是否也透露出您創作的轉型?請問您“跨領域創作”的原因是什麽?對您鍾愛的詩歌而言,是否可以說是一種“精神上的背叛”?今後又將側重在哪方面投入創作精力?

大解:從1971年開始學習寫詩,到現在已經40年了。用人生的尺度來計算,40年可以說足夠漫長。寫到如今,我在詩歌上雖無什麽建樹,到是沒有感到慚愧,因爲漢語詩歌的轉變和進步要依靠集體,甚至是幾代人的努力,不是哪個人可以獨自承擔。我作爲其中的一員,讀了,寫了,盡力了,沒有什麽遺憾。

近期出版的小說和寓言,看似意外,實則必然。因爲我早就有一種想法,想打破詩歌這個體式的外殼,把它內在的能量揮發出去,在其他的文體上體現出詩性。爲此,我做了一些試驗。2010年10月出版的小說集《長歌》就是試驗品。寫完小說《長歌》以後,我有了自我發現,意識到自己還有詩歌之外的潛能。從詩歌到小說,從小說到寓言,對于我來說,這些轉換之間有一種內在的聯系和共同的屬性,即詩性。援引作家李浩的話說:“這篇小說與我們所習慣的、當下的小說有著相當的不同,也區別于西方現代小說的提供。在《長歌》中,充滿了可以被我們稱之爲“異質”的東西,它或多或少,對我們慣常和習見構成的審美造成了沖擊。”他所說的這個異質性,可能就是其中的詩性。我的小說是我詩歌的延伸,我的寓言是我的小說的延伸。2011年1月出版的這本寓言集《傻子寓言》,也可以說是拆散的小說,每一篇都是碎片,卻完整而自足,在寓意和結構中體現著詩歌和小說的雙重屬性。可以說,我的創作轉型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每次轉變都與詩有關。因此,我不僅沒有在精神上背叛詩歌,而是帶著詩的TNT,對其他文體進行了入侵。今後,我可能會在詩歌、小說、寓言中穿梭,如果我有足夠的能力,或許還會整合它們,創造出新的東西來。未來的事情,現在還不好說,走著看吧。

 

“讀者很受傷”?

 

記者:新近出版的《傻子寓言》雖極爲荒誕,卻是滑天下之大稽。作者雖自嘲爲傻子,卻是現實中難得的“報警的傻子”,讀者讀完之後卻發現了很多傻子早已看穿和早衆人而笑的東西。請問假如“讀者很受傷”,您該如何解釋?

大解:《傻子寓言》不僅荒誕,簡直就是扯淡。說實話,我自己都感到可笑。這些寓言,與傳統的童話和幽默故事不同,我不繞彎子,不賣關子,也不抖包袱,我要直接進入主題,從理性出發,然後穿透理性,走向非理性,到達生活的背面,以此來揭示那些被日常事物所遮蔽的東西。這種思維方式決定了這些寓言的屬性,比荒誕要赤裸,它的反常和去蔽過程,就是接近事物真相的過程。這對讀者的閱讀慣性是一種顛覆,讓你看到生活中一直存在,或者可能存在,而你卻一直沒有看到的東西。在這些寓言中,傻子這個人即是作者的化身,也是傻子本人。他的傻,正是他不同于常人的地方。他超越常理,比無厘頭更進一步,其誇張、諷刺和自嘲,達到了扯淡的程度。他異想天開,天就開了。他超越自我,就成了他人。他質疑存在的合理性,他站在人的對面剖析人,他出入于現實和虛擬的世界如履平地……在傻子看來,世界所隱藏的部分,甚至大于整體。在此邏輯下,真理也許在荒謬中才能體現出全部。如果哪位讀者看到《傻子寓言》以後感到很受傷,我覺得這樣的讀者一定很可愛,他一定不傻。

 

“顛覆中國人想象力”?

 

記者:有讀者看了《傻子寓言》之後說您“有點顛覆中國人想象力僵硬的企圖”,您如何看待?寫作初和寫作中是否有這方面考慮?

大解:我們的民族曆史和當下時代,由于曲折和多難,文化中積累的大多是些厚重和悲憫的東西。這些沈重的、載道的書寫作品,作爲正統的文化傳播,一直壓得人們喘不過起來。因此,我們這個民族的幽默感被壓縮在極小的空間裏,沒有得到成長。尤其是在現代文學作品中,由于對現實主義的過度強調,使得人們浸淫在泥實的生活中,靈魂的翅膀非常疲軟,甚至失去了飛翔的能力。我的寓言作品,確實有些離譜的東西,甚至極其荒誕,超出了人們的閱讀習慣。在寫作過程中,我並沒有想那麽多,沒有故意顛覆人們想象力的企圖,我只是服從了心靈的意願,隨性書寫,卻可能在無意間觸動了人們的神經,在人們熟悉的閱讀慣性中增添了一種不同的聲音。我覺得靠這一絲微弱的弦外之音,不可能引起瓦釜雷鳴,也不會顛覆人們重如泰山的文化沈重感和使命感。在文化機體中,思想從來都是軟的,僵硬源于曆史的硬度。如果我的這些碎片式的小幽默真的進入了讀者的心靈,進而生成一些笑容,那一定是讀者參與了再造和重構,激活了自身的細胞,構成了他自身的生命元素。如此說來,顛覆是一種互動,我只是提供了激素,起到了一些刺激的作用。

 

寓言的“中國制造”?

 

記者:本土的、當代的、集大成的寓言已經式微或者罕見,而您卻反其道而行之。有人評價道“大解這本《傻子寓言》的出版,讓我們看到‘中國制造’或許有成爲‘中國創造’。”您如何評價自己的“冒天下之大不韪”?

大解:大家知道,中國古代寓言是我們曆史文化中的寶貴遺産,許多脍炙人口的篇章至今讓人銘記和傳承。而這一精短而幽默的文體,其成就一直屬于古人,並沒有在現代文學中得到繼承和體現。我們日常所接觸的寓言作品大多是《伊索寓言》《安徒生童話》《格林童話》等西方寓言故事,本土的、當代的、集成的寓言一直是個缺失。但我沒有文化建構的野心,我只是在寫詩之余,偶爾寫了一些荒誕的小故事,越寫越覺得好玩,就寫了一批這樣的作品。我嘗試著站在當下的立場,把現代人生存的緊張、焦慮、荒誕和無聊,以輕松、幽默的方式表現出來,寫多了,就結集爲《傻子寓言》。

這些寓言大多是取材于現實的小故事,異想天開,海闊天空,包括政治、經濟、文化、曆史、現實、宗教、地理、天文等等所有領域,幾乎就是一個萬花筒,涉及到人類生存的各個方面,全方位地展示了當下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現狀。尤其是對人性和靈魂的追問,對曆史與現實的反思,對自然和生命的廣義探索,具有較寬和較深的哲學意義。

如果僅僅是通俗、幽默、好玩,沒有震撼心靈的力量,還不能體現我的努力。在這些寓言中,我盡量從普通的日常事物入手,試圖發現和探索事物的核心,甚至穿透生活,找到生活中的非理性,還原存在的各個側面,甚至解構和顛覆現實的屬性。而這一切,落實到故事的情節,則體現爲荒唐和不可能性。我努力把精神能量轉化爲具體的細節,開啓或者劃破你的心靈,但不構成傷害。我的主導思想是,這些故事無論涉及多麽廣泛,思想多麽尖銳,情節多麽離奇,都始終圍繞著一個軸心——人與人性。我覺得離開了人這個主題,文學就會失去價值和意義。

至于说“中国制造”或“中国创造”,我真的没想那么多。在我的阅读视野中,这本书确实是原創性的当代寓言。如果我在不经意间“冒天下之大不韪”,穿越时空与历史完成了对接,那也是歪打正着。一个诗人写了40年诗,几无建树,却在寓言这个文体中找到了一些感觉,这本身就可以构成一则寓言。

 

緣何獲得兩大核心詩刊年度大獎的青睐?

 

記者:欣聞您最近同時獲得《詩刊》《星星》兩大核心詩刊的“2010年度詩歌大獎”,也預示著您在詩歌、小說、寓言等領域迎來全面豐收。您認爲獲獎主要原因是什麽?對于接踵而來的榮譽,您如何看待?

大解:2010年前後,確實是我的收獲之年,我先後出版了詩集《歲月》,小說集《長歌》,寓言集《傻子寓言》。最近又先後接到兩個通知,獲得了《詩刊》和《星星》這兩家詩刊的2010年度獎。這無疑是對我以往詩歌創作的肯定和鼓勵。說實話,近些年我對某些詩歌獎項已經淡然,但這兩家核心詩刊同時把年度獎給了我,我還是有些感動。我真誠地謝謝他們,也謝謝評委。

近些年,我离诗越来越远了,诗写的很少,但我得益于诗的东西越来越多。当我从诗中走出,从事小说、寓言、散文隨筆等创作时,我时时感到诗性的存在。正是那些不可名状的东西,给了我无限的向度和广度,让我领略了文学的魅力。如果把文学比作身体,诗歌就是其中的灵魂,甚至是精神总量。我尝试着把诗引向其他领域,扩展它的外延,在多种文体中体现广义的诗性。尽管我的能力有限,只能表现很小的部分,但我依然保守着自己的信心,并为之努力。在我的生命里,与诗歌结缘并持之以恒地坚持到如今,是宿命,也是我的荣幸。

作为一个诗人,我赶上了汉语诗歌稳定的发展时期。从整个人类的进程看,继工业革命之后迅速来临的信息时代,把近万年的农耕文明推向了远方,一个全新的时代已经到来。中国正处在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转型、民族活力和自信心上升的时期。汉语诗歌顺应时代的变化,在近百年的时间里完成了新、旧诗歌体式的转变,把自由体诗歌推上了前台。随着社会的转型和进步,新诗作为一种文化元素,在经历了起伏跌宕之后,逐渐从生活的主流中退出并走向了边缘,回归到相对纯粹的藝術领域。这样的写作背景,给当下诗歌提供了深广的空间和足够的精神资源,同时也获得了藝術探索的可能。经过几代人的不断努力,汉语诗歌在成熟。

可以说,新诗没有辜负这个时代。当下诗歌对于生活的介入,已经到了同步的程度。随着口语的应用,书写和言说正在趋于统一,新诗的叙事功能也因此而增强,诗歌的自由度在加大,具有了历时性和饱满性。因此,就其表现力而言,没有什么事件能够处在诗歌之外。我曾尝试性地写过叙事長詩《悲歌》,也曾努力在短诗中叙述完整的情节,努力把情和境统一在一起。尽管如此,我依然在想,诗歌还应该有它更加广泛的外延和渗透功能,在文学的其他领域里彰显其魅力。为此,近几年我走出诗歌,做了一些试验,试图在小说和寓言等文体中体现出诗性,我的努力效果如何,将由市场和读者给予回答,同时也接受时间的检验。

我在想,詩歌不僅是一種文體,它可能是一種能量,一種氣質,無論以什麽樣的形態表現出來,都能體現出內在的光芒。如果說我所釋放的東西超出了詩歌,甚至大于我的生命,那一定是詩歌幫助了我。因此,我要感謝詩歌。

至于獲獎,那是創作之外的事情。我的每一部作品,都不是爲了得獎而寫。我把獎項當做是對文學界對我的肯定和鼓勵,而不當做榮譽。我不喜歡頂著獎狀過日子。得獎了也並不說明我的作品就比他人的作品絕對出色;同樣,我的某些沒有獲獎的作品,我也不認爲遜色于他人。獎項不能說明一切。一個作家、詩人應該看重自己寫了什麽,而不是得了什麽獎。

 

“現實是最靠不住的”?

 

記者:您曾說過“我認爲現實是最靠不住的”,但歌德也曾寫過“誰锲而不舍把目光盯緊時代,/他才可以議論,才配寫出詩篇”。請問在紮根現實和遊離之間,您如何平衡兩者關系,又從中獲取創作靈感和素材?

大解:歌德說的沒錯,“誰锲而不舍把目光盯緊時代,/他才可以議論,才配寫出詩篇”。我們的漢語詩歌,從未像今天這樣深入現實,與生活同步,甚至以精神矮化爲代價,低于生活,甚至低于身體。作爲詩歌探索者,我也曾降低高度和視角,試圖從現實出發,找到這個時代裏人們生存的精神核心。我從曆史、未來、理想、思想、信仰等多個方面考察過當下詩歌的精神內核,發現這些最基本的、重要的維度全部缺失。當下詩歌除了現實,再無立腳之地。那麽現實的屬性又是怎樣呢?我認爲現實是最靠不住的。從時空角度講,現實處于曆史和未來之間的一個流動的夾縫裏,一刻不停地向前移動著,沒有絲毫的穩定性。現實太短了,一秒過後就是曆史,而未來又總是近在咫尺,卻無力達到。現實是世間所有當下事件的總和,過于龐大,沒有核心。我們只能處于現實的一個點上,而無法把握到瞬息萬變的現實總量。一個不可把握的東西,就是靠不住的。再往深裏說,在我們這個有效的生存空間裏,生活就像是一個無法平衡的跷板,現實這一頭沈得太低,未來、理想、信仰等等由于其空虛和輕飄而跷得過高。在這兩者之間,更加讓人焦慮的是,我始終沒有找到一個可靠的支點。

尽管现实的属性如此,我们必须基于现实而生活,因为我们没有另外的选择。现实是我们唯一的立足之地。基于现实,我曾试图在诗歌中建立个人乌托邦,把语言的现实移植到人类的集体幻觉中,却发现语言大于现实,甚至淹没了世界。在语言的现实中,个人不仅在人类中迷失,连自我也变得模糊和可疑。基于现实,我也曾通过小说深入人类的记忆,却发现历史并不僵硬,时间保存着鲜活的文化机体,但它封闭了我们的归路,并随着时间在不断地退向远方,已经成为我们深远的生存背景。基于现实,我还尝试通过微小的寓言来打碎整体性结构,在碎片中探寻个人的文化基因,却意外地发现了现实中隐蔽的非理性,像暗芰恳谎涑庠谏畹各个层面,却不被我们看见,我们在突然打开的深度空间里变成了盲人。也就是说,我们从现实出发,不管走多远的路,不管发现了什么,最终都要回到生命现场。也许我们从来就没有走远,现实也从未躲避,远方只是一道莫须有的风景,只可眺望,却没有人可以親曆。那么,为什么我们生活在现实中,所要寻找的东西都不在现场?我想,也许现实只呈现出有限的部分,而我们要的是全部,包括那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也許,文學的任務就是在現實與非現實之間建立無數個驿站,安頓那些疲憊的心靈,讓人們心存幻想,又永不達到。

 

“通過後門能看到生活什麽”?

 

記者:您曾試圖通過“文學的後門”繞到生活背後去發現什麽,“卻歪打正著地發現了非理性可能是人類生活中最富有詩性的部分”。而《傻子寓言》又把荒謬推到極端,請問您這次試圖通過這種獨特的方式去發現什麽?

大解:我曾经写过一篇隨筆中,谈论过这个话题。在这里,我再重复一遍。我试图通过荒诞性来解析这个世界,躲开物理的经验,从精神之路绕到生活的背后去,或者说穿透生活,看看它背后的东西。这种追查带有侦探的性质,试图发现日常经验所遮蔽或者被忽略的东西。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我错误地以为找到了通往生活背后的途径。但仔细分析以后我发现,生活只有现场,不存在背后。我所触摸到的部分只不过是它的非理性,而非理性也是生活的元素之一。

給生活下定義是困難的。生活是當下事件的總和,在龐雜和紊亂中保持著自身的秩序。我們從事件堆積的現場很難找到生活的核心,也難以在它的運轉中稍作停留,正是這些構成了生活常新的本質和魅力。我企圖繞到生活背後的努力並非完全是失敗的,在此過程中,我歪打正著地發現了非理性可能是人類生活中最富有詩性的部分。文學的任務之一,我認爲,應該有揭示和呈現它的義務。

在通常情況下,我們被紛擾的雜事所糾纏和蒙蔽,按照常規去處理日常的事物,往往把非理性排除在邏輯關系之外。實際上任何事物稍一扭曲、拆解和重組,都會改變它原來的結構,表現出新的形態。我通過寓言發現了許多不可能存在的事物,充斥在我們的生活中,構成了生活的多重性。可惜的是我們的思維方式具有很強的慣性和惰性,習慣于遷就表面化的東西,不願意往深處和遠處走,忽略甚至從來都不曾想過,生活中還存在著許多超常的有趣的層面。

基于生活只有現場這個基本的事實,通向生活背後的道路也將返回到生活現場,把非理性融入到自身的倫理之中,構成生活的完全性和飽滿性。因此,不管寓言中的故事多麽荒誕離奇,也不會超越生活或走到生活的外邊。生活沒有之外,只有全部。我甚至認爲,曆史也在生活的現場,只是時間把它推向了遠方。在“遠方”和“此在”之間,是無數個“當下”在排列和延伸,與我們身處的現場接壤,構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引入時間這個向量以後,曆史就變成了一出活劇,人們依次出場,然後隱退。因此,生活永不凝固。在生活的全部流程裏,只有先後,沒有背後。每個人在自己所處的時代裏都是活的。按此推理,曆史中不存在死者,只是出場的時間和順序不同而已。

文學的功能是表現生活,揭示生活的本質,從中發現真理並反過來映照我們的生存。因此我們企圖繞到生活背後的野心不是一種妄爲,而是一次小心的試探。爲此,我從兩條路進行過嘗試。一是從理性出發,通過嚴密的推理和運算,最後卻得到了非理性的結果。一是從非理性出發,把荒謬推到極端,卻意外地接近了事物中暗藏的真相。兩種方式都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生活嘲弄了探索者,但文學卻不必爲此而羞愧。我沒有找到生活背後的東西,卻發現了生活中原有的秘密,隱藏在每一個細小的事物裏。生活的現場是如此龐大而活躍,處處都散發著生機,只要我們邁步,就會出現奇迹。

《傻子寓言》就是這樣一種嘗試。在我的寓言裏,每一個點都是舊的,但卻生長著新的細胞,你將在其中看到無數的驚奇。

 

當代人能否成就史詩?

 

记者:“大解写出了一部纪念碑式的作品,人们感到惊讶,陌生,疑惑,都是必然的,但我相信这部史诗立得住。它的诞生将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事件。”有人曾这样评价您的《悲歌》。也有人说一部《悲歌》足以奠定您的诗界地位,您如何看待?今后是否还有再写長詩的计划?

盡管您說《悲歌》的意義只是一次探索性行動,但讀者還是從其中看到您構築史詩建築的野心,您認爲在當下的民族文化和社會轉型的背景下,史詩的誕生契機是否到來?一個民族要成就自己的史詩,需要哪些因素?

大解:在我們傳統的認知觀念中,一直把漢語中所缺失的史詩看作是不可企及的聖物,天然帶有偉大的屬性。實際上,史詩是個中性詞,它只是一種具有結構的記事性的詩歌文體而已。我們不要一提史詩就小心和謙虛到敬畏的程度,好像我們的漢語不配有史詩,也不可能産生史詩。這不是民族自卑的表現,而是對于史詩的誤解。我覺得這些誤解的根源,還是與漢語詩歌的曆史和發展脈絡有關。從詩經開始,我們的漢語詩歌就被精致的抒情方式捆住了手腳,沒有在敘事功能上得到進化。經過曆代的演化,以抒情爲主體的舊體詩歌體式越來越精致和小巧,以至于新詩發展百年以來的今天,有些人依然遠離敘事,甚至把“宏大敘事”看成是妄想,加以嘲笑。這與本土上藏族、蒙古族、柯爾克孜族等保持著口頭傳承史詩的少數民族有著傳統上的區別。

我国少数民族中流传的史诗,在口头传承过程中,不断加入传承者新的创作元素,是正在生长中的诗。因此说,史诗是个活体。一旦史诗被文字固定下来,就停止了生长。我的长篇叙事诗《悲歌》,是我个人的作品,没有整个民族集体参与创作的过程,也没有流传史。《悲歌》一出生就是文字,因此它与传统的史诗有着本质的区别。我把《悲歌》当做是一个实验品,以叙事为线索,以抒情为主旋律,以故事结构为框架,书写了一个完整的大寓言。我没有担当文化使命的责任感,我只是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写作愿望,通过一个故事,把这片土地上这群人的生存史和精神史呈现出来。我依靠的不是创造力,而是文化整合力。如果说这部长达16000行的叙事诗奠定了我在诗界的地位,我倾向于认为这是人们在肯定一个集成者。我历时四年,于2000年写完《悲歌》,之后写了许多隨筆,写了小说《长歌》,写了许多短诗和寓言,但失去了再写長詩的能力。写長詩是个力气活,也许我把力气用尽了,现在只能干些零活。

《悲歌》经过两次出版以后,在诗歌界赢得了一些影响,读者或许想,大解有构筑史诗的野心。这种设问当然有道理,但我还是想说,在写作之初,是故事的结构使我产生了持久的冲动,支持我用四年的时间一直保持着高度而稳定的创作激情,直至把它写完。我并没有建构史诗的野心,但写完以后,我发现我确实建构了一部结构完整的長詩。书稿交给出版社的时候,我只说这是一部長詩,出于对史诗的敬畏,打死我也不敢提史诗二字,但书出来以后我在版权页上看到,出版社把《悲歌》列为史诗而出版。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河北教育出版社的社长王亚民先生做了《悲歌》的责编,他是个有胆有识的出版家,对文史类图书非常重视和支持,他在任期间,出了许多重要的文史类图书。我要感谢他对《悲歌》出版所做的努力。

我认为在当下的民族文化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诞生几部史诗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新诗已经出现了百年,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口语这种鲜活的语言进入诗歌以后,诗歌已经具备了叙事的功能,人们终于把书写和言说统一在一起;另外,诗歌已经从单纯的意识形态束缚中解脱出来,正稳定地走在藝術回归的路上,诗人们遇到了自己的黄金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什么样的作品都不算过分。实际上,一个民族并非必须有自己的史诗,比如汉民族,从来就没有自己的广泛流传的史诗,不也一样发展今天吗?史诗是一个民族语言史和文字史综合演化的必然结果。如果一个民族没有史诗,他一定有另外的方式表现自己的生存史和心灵史。比如《史记》《三国演义》等,都是史诗性质的作品,只是这些作品不是用诗歌的方式表现出来。

 

當代文學該建構還是解構?

 

記者:著名學者、教授,國家圖書館館長斧銳(詹福瑞):“當弄潮詩人們忙著解構一切時,大解卻在《悲歌》中忙于建構。”您認爲對于當代中華文化或民族文學,解構重要還是建構重要?該如何作爲?

大解:這個問題應該由學者來回答。我身在其中,可能不視廬山真面目。我小心地認爲,當下的中國文學,還在建構時期,還應該繼續建構。我們還沒有建構起自己的可供一個民族居住的精神大廈,就談解構,有些不合情理。你還沒有完整的建構,何談解構?解構這個詞,我認爲是後現代主義的反諷、反理性、反文化、反崇高的一種破壞性的文化策略的核心概念,它是針對現代主義的一次反叛,把“人”這個主宰者推下聖壇,暴露出人的物性,同時強調生命的尊嚴和萬物的均權。這是一次曆史性的轉變。人終于動搖了自己的核心地位。我們近期的許多文學作品,對人道、人性、人體的深度剖析,就是在用新的元素在建構自己的價值體系。詩歌在這方面的表現可能強烈一些。當下的許多詩歌作品中,身體的出場表明“人”這個動物已經赤裸,本能暴露出原始的屬性。但我的詩離此較遠,我比較願意站在更寬的立場上寫作,對人,對神,都保持著敬意。

 

清華畢業後棄工從文的緣由?

 

記者:從清華大學畢業後,您卻放棄所學專業,棄工從文,選擇了清貧的文學事業。您是否認爲這是一種“現實的誤會”?當時是出于何種原因?

大解:我大學裏學的是水利工程專業,畢業後曾經做過水電站的建站和並網設計。由于熱愛文學,後來把業余愛好當成了主業,主動改行,做了多年的文學雜志編輯和組織工作。真是應了那句話,性格決定命運。到現在爲止,我認爲我的選擇沒有錯,我做了我所喜歡的事情。編輯,寫作,都是很有意思的事。我在創作中,在語言的世界裏發現或者說創造出了許多不可能存在東西,這些東西豐富了我的生命,也是我的全部價值所在。

 

詩人被拉下了馬?

 

記者:目前有些民衆對詩人持有“潛意識的非議”,甚至認爲詩人“非瘋即傻”,詩歌“胡言亂語”,詩人的形象和地位似乎一夜間被拉下了馬,甚至得不到應有的尊重。您如何看待這種現象?對詩人在當下的生存處境如何評價?

大解:民衆對當今詩人持有非議,首先是來源于對新詩的誤解。原因有多種: 1、幾千年來,我們的傳統詩歌一直是帶有格律的舊體詩,孩子們從小就開始背誦舊體詩。在人們的潛意識裏,只有那些有格律的舊體詩才叫詩。自由體詩雖然已經在中國發展百年,但文化的慣性依然把它擠在知識體系的邊緣,還沒有形成文化基因,在普通民衆中沒有得到普遍的認同感。2、我們的教育體系在編寫語文教材時,所選用的新詩,大多是些與政治多少帶有一些關聯的作品,在特殊的曆史時期裏,人們對新詩形成了相對固定的模式,以爲只有那些激憤的、抒情的分行作品才配叫做詩。久而久之,人們對變化的新詩不願接受,影響了新詩的認同。3、我們的文化傳媒機構,尤其的報紙和電視台,依然在把詩歌當做一種煽情的工具,一遇到重大社會事件,就適時推出那些適合于大喊大叫或神采飛揚的朗誦作品,以至于使民衆認爲,只有那些激昂頓挫的朗誦詩才是新詩,其他的詩都不可理解。 4、新詩的探索速度超出了讀者的接受能力,沒有遷就低能的讀者,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滿甚至懷疑。尤其是接受過中文教育的所謂文化人,一旦新詩所做的努力與他們所學過的東西對位時出現了偏差和距離,就會得出否定的結論。5、多元文化分散了人們的視野,使詩歌從政治中分得的有限資源在多彩的生活中一宵散盡,走向了徹底的邊緣化,社會對詩人的關注度也隨之消失。6、後現代主義對于詩歌的影響出現以後,身體上升到人的高度,本能取代了崇高和神聖,一些反應生活本質的詩,裏面或許夾雜著蕪雜和不潔的東西,使一些具有潔癖和朝聖情節的人們無法接受這一現實,甚至産生了反感。7、網絡傳播的興起加速了詩歌的泛化書寫,良莠不齊,使一些不了解詩歌的人感到失望。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除了以上这些新诗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剩下的问题就是来自于诗人本身。有些极个别的诗歌作者热衷于行为藝術,不在写作上下功夫,却在行为上装疯卖傻,故作惊人之语,以此来标新立异。而我们的国人还没有做好接受这些异端行为的心理准备,对于一些超出世俗规范的行为不能容忍,甚至仇恨。还有,与官本位并行的拜金主义盛行其上,诗人的贫穷和坚守精神被视为傻子,受到了俗人的蔑视。他们睁着美丽的大眼睛,却看不到诗人心灵中宝贵的精神财富。还有,凡是念过几天书的人都想在本子上写几句抒情的话语,以此认为写诗不过如此,仿佛人人都可称为诗人。凡此种种,都加剧了诗人形象的损毁。我想,一个诗人,首先应该是一个人,然后应该是一个精神健全的人,然后应该是一个有思想深度和宽广视野的人,一个有情趣的人,然后才是诗人。毕竟诗歌最后要离开诗人而独立存在,其他附加的东西都将散尽,诗歌文本将是接受人们检验的唯一标本。我劝真正的诗人们自重,拿出好的作品来证明自己;同时我也劝慰诗歌的围观者,不要把一些伪诗人的行为和作品无限放大,以此来诋毁全盘诗歌,那就错了。

現在,我要回答一個我非常願意回答的問題,“你對詩人在當下的生存處境如何評價?”我要說,我有許多詩人朋友,他們沒有一個是“非瘋即傻”之人。他們大多數都是事業上成功的人士,他們或爲官,或從業,或當老板,都活得堂堂正正,殷實而富足。他們並非職業詩人,卻都把詩當做是精神上最高的追求和享受,孜孜不倦,畢其一生而不棄,讓我肅然起敬。我爲擁有許多這樣的朋友而驕傲。

 

解不開的“玉石之緣”?

 

記者:熟悉您的人知道您喜歡收藏石頭,出遊時也會隨手撿石頭玩,請問這是出于什麽情緣?

 

                                20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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