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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思運:民刊何以“民刊”?
毋庸置疑,近20年的中國新詩史基本上是由民間詩歌報刊推動、改寫的,無論是詩歌精神、詩歌觀念還是詩歌文本,都是如此。從20世紀70年代的《今天》,到80年代以來的《非非》、《大陸》、《撒嬌》、《傾向》、《詩參考》、《詩歌與人》、《詩江湖》、《女子詩報》、《第三說》、《垃圾派》(以及《垃圾運動》、《低詩歌》),等等等等,可以說,離開了這難以數計的民刊,根本就無法談論這個時段的詩歌史。目下,官刊、民刊、網絡逐漸形成了良性互動的空間格局,出現了詩歌資源整合的趨勢。但是無論怎麽整合,民刊總歸有他自身的無法整合掉、無法化約掉的品質。我們有必要追問:民刊何以“民刊”?民刊何爲?民刊存在的理由究竟是什麽?
民刊,不仅仅意味它的存在形式是非官方的,更应该是一种姿态、一种立场,甚至是一种灵魂的倔强的前倾的姿势。当下的民刊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大批的文学青年的试验基地。二是像《诗歌与人》那样的品格,勾画着文学史乃至诗歌史的形态,为文学史提供着新的概念、新的作品,他们提出的“70后”、“中间代”延续了诗歌史,少数民族诗人专号、女性诗歌专号、翻譯专号等,都是对诗歌史的丰富与补充。三是具有体制外的独立品格的民刊。而我更看重的恰恰是第三种类型。因为第一类大多有被招安的渴望,第二类也被官方刊物有限度的接纳,只有第三类,才具有着无法被官方立场化约的价值尺度。放在中国整个文化语境中看,其意义就更加显示出重大了。
民刊,顾名思义就是相对于官方的存在于民间的期刊,他以独立的精神方式,彰显民间话语的魅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民刊的存在方式和精神方式都具有非体制性。严格地讲,那些地方文联、作协、大学生社团、企业社团办的报刊,即使没有公开出版发行的刊号,它们也不能称为“民刊”,因为它们是体制化范畴的意识形态。严格意义上的民刊,应该是具有独立思想立场和文学立场、诗学立场的同人联办的刊物。正因为它们在一个封闭僵化的意识形态体制之中保持了独立自由的立场和品格,甚至在价值根基上疏离了中心意识形态,20世纪80年代的民刊普遍经历了磨难乃至灾难: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镇压学潮运动等等,意识形态领域和精神领域时有肃杀之气。《非非》(1986,成都)、《大陆》(1985,上海)、《撒娇》(1986,上海)等民刊多次夭折与复刊,便是明证。除了被现在广泛关注的《非非》、《莽汉》等四川地下诗歌群、《大骚动》等北京地下詩群之外,上海的地下诗歌亦不容忽视。[1]当年,诗人们由于对诗歌的赤诚热爱,纷纷被拘捕、传唤、监视。周伦佑数度入狱,孟浪出走深圳,郁郁被开除公职,默默从此待业……“像大革命失败时期的景象,萧瑟秋风今又起。”“《大陆》成了我们心中的孤岛,《大陆》像水土流失一样纷扬成诗人们的怀念。”[2]1990年前后,郭吟、刘漫流、阿钟、孟浪、默默和郁郁等筹划《大陆》五周年纪念号,结果事情还没有开始,竟遭到了上海有关方面的密切关注。
1990年的民間刊物《海上終刊號》有個名字叫“保衛詩歌”。是默默提議置于終刊號的封面上,它顯示出一種真正的民間的姿態,蘊涵著一種視死如歸的悲壯,如今看來還是頗具一定的現實意義,讓我們思考——在一個高度體制化的精神空間裏,高度被物質擠壓的精神空間裏,詩歌如何保持自身的非體制本質。龔蓋雄說:“從根本上說,人類的整個曆史就是一個制度化與非制度化沖突的曆史。”[3]因此,他認爲,體制外寫作是一種恒久的姿態與立場,非體制化寫作是一個不斷抗爭的過程。按照我的理解,體制有它的兩重性:既有專制性體制,也有民主性體制。它是一柄雙刃劍,民主體制促進社會的發展,專制體制則會阻礙社會的發展。在現代社會,體制是不可消滅的,我們不是無政府主義者。關鍵是,我們又不能這麽簡單化地二分法地對待體制問題。我們說,即使民主體制,它也不能保證自身的絕對純潔,那種“自證自”的思維方式是自欺欺人的一相情願的虛妄。因此,無論什麽體制,都需要一種非體制的力量與之制衡。體制存在本身的合法性就需要體制外的東西存在。能不能容納或者容忍體制外的思想正是該體制是否健全的重要表現。
单一的体制文化普遍缺乏对制度的制衡,窒息了民族的人格自由发展。周伦佑把剥夺体制外写作的原因归结为“党族文化现象”,可谓一针见血。党族文化“就是一个党族关于自己的合理性和正确性以及作为真理代言人的不可置疑性以及代表未来的胜利必然性的总的解说。”它的有效性只局限于该党族,而当“只代表某一个政党利益和觀點的党文化被泛化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于全人类的文化”时,便酿成了中国知识界的悲哀。“体制文学便是某一个党族试图以它的党族文化取代全民族文化,进而取代全人类文化的畸形产物。” [4]单一的体制写作向度不仅排斥了体制外的思想、文化,而且极端化的体制控制使体制内的思想完全僵化。我们讨论体制外写作,目的不是对抗体制,最根本的目的是以体制外写作的合法性存在来确立体制存在的合法性,进而为体制下的文学、思想、文化之自由言说争取合法性。周伦佐说:“非制度化是藝術的内在本质”,“非制度化也是自由写作的本质倾向”。[5]因此,谈论体制外写作是为了自由写作的合法性,让写作回到个人,回到自由,回到个性。
當然,隨著社會的變革,一個比較寬容的文學文化環境正在逐漸顯露端倪,民刊不再像20世紀80年代那樣經受著大面積的剿殺,絕大多數民刊可以以自然形態生長著。但是,這裏面同時也隱含著一種新的擔憂——民刊正在逐步喪失了其內在的獨立品質而淪爲一般意義上文學青年的試驗基地(當然,一般意義的文學青年的發表園地也應該存在)。現在官方的優秀期刊正在逐漸加大了接納民刊的範圍,如《詩選刊》、《詩歌月刊》、《星星》、《綠風》詩刊等。但是真正意義上的優秀民刊總是有與官刊異質的品質無法被化約掉的。也就是具有異質于體制意識形態的力量。垃圾運動中的詩人凡斯認爲,民間辦刊就是要與所謂主流文化的、體制內的有根本區別,要代表“賤民”成爲“另類”、“異端”,如果我們所辦刊物上的作品被官方雜志選登,恐怕就失去了我們所有的意義。
我说这些话,并不是说我们必须在民刊中凸显一种所谓的革命精神来对现存体制造反。不是的!时代语境到了21世纪,已经迥异于20世纪80年代,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更深层的介入现实精神。80年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韩东对80年代的第三代诗歌运动概括得非常准确:“一方面我们要以革命者的姿态出现,一方面我们又怀着最终不能加入历史的恐惧。”[6]东欧有个作家说过这么一句话:“一个人在20岁,假如他不神往革命,不为革命的口号所激动,他就是没有血性;但是一个人到了40岁,仍然陶醉于革命的口号中,血还在沸腾,说明他没有头脑。”郁郁在对他的访谈《重归的不仅仅是往日……》中说:“老版本的《大陆》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意义上的读物,她还流淌着我们青春岁月的血液和气息。”80年代的民刊策划者们当初是20左右的热血青年,如今迈入中年,他们拥有了社会和历史的理性。诗歌的激情转化为诗歌理性,或者说,诗歌的理想落实到了诗歌文本的建设。《大陆》同人刘漫流在座谈会上提出,所谓倾向肯定要牵涉到觀點、立场,一言以蔽之曰:意识形态。文体上的变异,仅仅是技术层面上的也就是实验层面上的。因此如何把意志贯穿于作品,不露痕迹地表现,这才是一个写作者要好好琢磨的事。诗人古冈的认识也非常清醒:“藝術的颠覆不等于意识形态和体制的颠覆。”[7]
当下的诗歌民刊可谓是参差不齐。张清华曾经不止一次地批判了诗歌写作中的三种倾向:“冷漠”、“完全的畸形的‘自恋式’写作的充斥”、“无节制的所谓‘叙事’”。并且提取出一个“小资产阶级趣味”的概念。[8]虽然有以片概全之嫌,但是对于民刊来说,也非常有针对性。著名学者王元化曾倡导“有思想的學術和有學術的思想”。关于诗歌民刊的品质,我想借助王先生之论,倡导“有思想的文学和有文学的思想”,在诗歌上,倡导“有诗的思想和有思想的诗”,即“诗”与“思”的结合。1990年代以来,一些著名民刊不约而同地提出诗歌介入现实、深入体制、敢于担当的责任意识。《大陆》同人沪上座谈会上,郁郁感慨地说:“将近二十年了,我仿佛又回到了年轻时代,国家和个人都经历了许多,我们的追求在所谓无奈的生存中似乎越来越模糊了,甚至荡然不存了。敌人在哪里?敌人没有了吗?真正的诗歌除了尖锐和真诚,对现实的批判和人类的关注,我们能否通过诗歌作品,把坚持写诗的意义显示出来。需要把这些疑问作为对我们从今往后的鞭策。” [9]当李泽厚在1994年提出:80年代是“思想家突出,学问家淡出”的时代,而90年代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出“的时候,其实他是在哀叹自己风光无限的80年代的逝去,以及对90年代的隔膜。在人文、學術放弃思想的时代,文学和诗歌就需要承担起人文的责任。但是,广东的肖铁主办的诗歌民刊《今朝》于2006年第一期改刊为大型思想人文刊物,深意在焉!它似乎清醒地意识到诗歌(包括文学作品)的无力感,我们需要另一种言说思路,来介入生存语境。如果说,1980年代的民刊很大程度上,需要争取言说的权利,那么,当下的民刊不仅仅在于争取言说权,甚至绝大多数时候的问题不在于言说权,而在于我们言说的意义,在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指涉现实和精神处境的有效性。
令人欣慰的是,代表著目前詩歌界最洪亮聲音的民間詩刊仍然不乏敢于擔當的尖銳者。1992年周倫佑基于對1980年代詩歌經驗的反思,倡導從“白色寫作”向“紅色寫作”轉型,2002年又亮出“體制外寫作”的口號,意在對當下詩壇進行價值清場;《低詩歌》《垃圾派》、《垃圾運動》等民刊掀起的“低詩潮運動”,在駁雜不一的書寫中呈現出強烈的叛逆質素;《詩參考》、《葵》、《女子詩報》具有相當長的曆史,時有見證時代沈痛之作;《詩歌與人》倡導的“完整性寫作”也在顯明詩歌價值追求的自覺。上海一直被稱爲小資産階級的陣地,然而《大陸》、《撒嬌》等民刊在1980年代叱咤風雲的歲月誕生,歲經磨難,于2004年重新複出江湖,同年創刊的《活塞》作爲民刊的一只枝奇葩,彰顯出深度介入現實和曆史的言說立場。《非非》、《大陸》等這批民刊,已經稱爲中國民間詩歌的精神象征。
阿翔在《郁郁訪談:重歸的不僅僅是往日……》裏的最後一問大有深意:“回到一個古老的命題,就《大陸》而言,‘詩人何爲’?”而郁郁的回答同樣也大有深意:“不說了,好嗎?這是一個問題,就像我們結下了善緣,卻素未謀面。欣慰的是因此我們就有了更多的下次……”[10]對于所有的民刊來說,同樣需要討論這個問題:詩歌何爲?民刊何爲?這是一個未來才能解決的問題,但更是一個現在的問題。
 
參考文獻:
[1] 1980年代的上海地下詩群主要有:郁郁、孟浪、冰释之等人组成的《MN》(送葬者);刘漫流、海客、天游等人组成的《广场》;默默和他的同人组成的《城市的孩子》;陈东东、陆忆敏、成茂朝、王寅等人组成的《作品》;孙放、朱乃云、戴坚等人组成的《舟》等。主要民刊有《海上》、《大陆》、《撒娇》、《喂》等。1985年4月16日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丽娃茶室召开了由几百人参加的“天天文化社”成立大会,孙放、默默与郁郁商议决定创办诗刊《大陆》(由郁郁主持)、小说《木偶》(由默默主持)、文学批评《实验》(由朱乃云主持),由戴坚出任理事长、孟浪负责通联。
[2] 《大陆》和它的往事,《大陆》复刊号,2004。上海。
[3][4][5]均見《非非/2002體制外寫作專號》,2002年,時代出版社,香港。
[6] 韩东《三个世俗角色之后》,谢冕、唐晓渡主编《磁场与魔方》,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2页。
[7] 《大陆》同人沪上座谈会,2004年11月28日于企鹅书店(天钥桥路869号/八万人体育馆对面)召开。
[8]張清華,《關于現實寫作中的中産階級趣味的問題》,《星星》詩刊2006年第2期。
[9] 《大陆》同人沪上座谈会,2004年11月28日。
[10] 《大陆》同人沪上座谈会,2004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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