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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輯:中國詩壇五大俗
 

董輯:中國詩壇五大俗

撰稿/董輯

      標題爲“中國詩壇五大俗”,源自于我一段時間來對當下詩壇的某些思考,絕不是爲了嘩衆取寵而學習標題黨。同時,我想借此小文之寫作,反思自己,反觀自己,力爭去除自己身上“俗”的成分,或者說力爭使自己不向俗、趨俗。當然,在目前這個時代想活在自我概念的真空中和他人概念的真空中,都不容易,世事會把你的標准變成皮筋,根據自我的需要和情感的寬松度而或緊或松。所以,我寫此文,針對的是我自己,我想使我多多少少的脫離一點低級趣味,不被所謂的那點利益和收獲綁架,以此來保證自己情感的自由度和觀念的自我性。至于此文能否多少有效,則不做期盼。因爲這個詩壇確實已經霧霾沈沈了,確實已經死水一潭了,確實已經全民趨利了,確實已經鼠目寸光了,確實已經劣幣驅逐良幣了,確實已經腐敗橫行了,因此,我不做期盼。同時,我也不在乎因此而令我的一些朋友不快。我相信,只要是真朋友,會理解我的初衷的。

    寫一些字,通過這種寫校正一下自己的心靈,足夠了。

    何为“俗”,一般可以将之深入确定为“庸俗、低俗、烂俗、俚俗、恶俗”等,总之,是与高雅、高贵、高洁、高深等相对立的人类行为、思维方式及其特点,以及人类的精神创造行为和创造物。俗无处不在,活在世上,很少有人能够免俗,虽然文学、藝術以避俗、不俗、脱俗、逃俗为目标和终极目的,但是也有“雅俗共赏”之说,也有“俗文学”这个名词,也就是说,俗并不是文学、藝術所能规避得了的,文学藝術也不是完全不敞向“俗”,大俗大雅,有时候充满了繁复的变化之美和世事弄人的玄妙。

     我標題裏面的幾大俗之俗,不是一般意義上所說的那種“俗”,所謂某某大俗者,其本身或者最初並不俗,甚至是雅,是高,但是後來在時間的流向中發生了巨大變化,變成了一種俗,甚至惡俗。爲什麽會這樣呢?是因爲這些本不俗的事情、人物或者做法,因爲被反複使用而發生了巨大的磨損,而喪失了最初的本義,這種巨大的社會性的轉義,使這些事情、人物、做法呈現爲單義的標簽,誰都可以拿來用,可以隨便拿來使用,高度約定俗成化後,變成了一種毫無創意和難度的習慣性行爲,不但毫無創意,毫無新意,而且還因爲大量使用而形成爲一種具有強迫症色彩的慣性,並加入了更多的別有用心的附加義、引申義而呈現爲變質狀。

     反對大俗,不是反對作爲大俗的這些人物、事情或者做法本身,而是反對它們在後來的時間進程中所呈現出的單義化,反對它們的轉義化,反對它們的別有用心的附加義和引申義,以及變質狀態。

     因此,所謂大俗,就是毫無創造力的“接續、延續”一些事情、人物和做法,就是在這種“接續、延續”中持續的對創造力進行扼殺,就是思維和行爲方面的高度平面化、簡單化,重複化,就是可以不動腦就能做的並能以之迎合一般意義上的大衆的喜好的各種事情,說白了,所謂大俗,就是不動腦的討巧和討好,就是高度的媚俗,就是針對大衆認可度的一種獻媚行爲,討巧是其行爲的特點,討彩是其行爲的目的,無風險是其行爲的准則,總之,就是無創意無新意不費力的慣性求利行爲。

     我所說的中國詩壇五大俗之俗,就是這種俗。

 

                        當下詩壇第一俗:海子紀念

    每年一到326,中國詩壇就要爆發面積不等的強迫症行爲,這種行爲,往好了說是紀念海子,往不好了說是海子搭台,他們唱戲。紀念海子成了遙遠的本義,唱自己要唱的各種戲。求自己要求的各種利益和虛擬資本是真正的引申義和附加義之所在,更不可原諒的是,很多人幹脆把這種紀念弄成了變質的行爲,作秀和表演的成分一目了然。

    作为当代的杰出诗人,海子以其创作的天才色彩和自杀身亡而成为当代诗歌的神话之一。这个神话的成立,和后来追加的各种引申义有很大关系,和海子本身反而关系不大了。海子成了一个标签,一个可以持续产出剩余价值的學術富矿和话题富矿,就此,杰出的天才诗人海子在逝后成为了当下诗坛很多人的工具,被他们拿来随便使用。海子忌日的祭念就是一种。

     不容置疑的一點是,海子能有目前的影響,和幾十年來的持續的造神運動有關,海子無疑是天才和優秀的,但被樹成當下詩歌的一尊神像則有些過分,有些不合乎海子的本義。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開”被弄成現代詩的標簽也有些讓人哭笑不得,因爲這一不是海子的精華所在,二不是現代詩或曰當代詩的標志內容,但是就這麽斷章取義的被大衆忽悠來忽悠去了,一下子成了當代經典,而媒體更是重複來重複去,簡直將這首詩歌中原有的詩意消耗殆盡,只剩下了惡俗。這難道是心存高遠的海子所渴望得到的嗎?這難道是真正的海子研究者們所希望看到的嗎?

     海子確實有值得崇敬的地方,也有值得感歎和感佩的地方,值得學習的地方就更多了,但是,被固化爲一尊神像,被縮小爲“春暖花開”,則是對海子的一種傷害和肆意的轉義,更是對中國詩歌的一種篡改和以偏概全,是中國當下詩歌發展史中的一種出軌現象。

     海子身上,一直附加有兩個特定的稱謂,它們構成了海子複義的主要成分。這兩個稱謂,一個叫“詩歌烈士”,一個是“爲詩歌獻身”,首先,“詩歌烈士”是一種一廂情願語義含混的誇飾語,有革命烈士,愛國志士,沒聽說有什麽“詩歌烈士”,什麽叫詩歌烈士,往死了寫詩就叫詩歌烈士?遠離世俗意義的生活一股腦的活在自己的象牙塔裏就叫詩歌烈士?可以隨意鄙視世俗生活規範想怎麽活就怎麽活就叫詩歌烈士?寫到最後自殺了就叫詩歌烈士?我覺得,“詩歌烈士”這一不合邏輯和生活常識的溢美之詞(好像是海子自己最先在詩中寫到這四個字),賦予了海子以不良的審美和錯誤的指向,它客觀上引導和助長了後來中國詩人的一種反社會反生活反現實傾向。

      还有“为诗歌献身”这一说法,海子确实是自杀的,但这自杀和诗歌有多大关系?是诗歌令海子走向山海关的那段铁轨吗?诗歌是海子自杀的唯一原因吗?好像谁也不敢一口说定。其实,海子自杀的原因很复杂,其中世俗原因和病理原因更多一些,当然,诗歌作为巨大的背景和力量,无疑是海子自杀的潜在动能之一,但不能把潜在的动能认定为原因。所以,不存在海子为诗歌献身一说。另外,为诗歌献身,这他妈什么混蛋逻辑,可以为国家献身,为民族献身,为亲人现身,甚至为理想献身,为工作献身,但是为诗歌献身,这是一种什么道德规范和要求呢?写诗就得献身?不献身而写诗就不够份量?献身难到是诗歌写作的一部分?献身难道是诗人层级和诗歌质量的一个终极标准或者重要标准?我不敢苟同,往大了说,诗歌是一种活法,诗歌是人类的一种创造行为,是人类的一种文学、藝術才能;往小了说,诗歌是一种爱好;再往小了说,诗歌是一种能力,再再往小了说,诗歌是一种工作……但是诗歌什么时候都不应该是一种献身,这种类似于宗教原教旨主义般的坚硬而阴险的迷信、道德和审美把负能量充斥于中国诗坛,致使很多年里,中国诗坛上诗人之死的多米诺骨牌纷纷倒下……诗歌需要正能量,需要健康、向上、阳光,互帮互助,研究研讨,有好说好,有坏说坏等正能量;而不是互相拆台、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圈子山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赤裸裸的斗争精神,不是人人都成为滚动自我利益和欲望小粪球的蜣螂,还有“献身”,写诗就写诗,能写就写,不能写就不写,写好就是写好了,写不好就是写不好了,献身干什么,谁需要你的献身,献身了就写好了?献身了不好就变成好了?

     因此,海子的複合義中,還有一種近似于催眠和洗腦的暗示義,逃避和躲避這種暗示義,當是當下詩壇的一種共識和共動(共同動作)。

     3·26的時候大肆祭念海子,海子搭台,他們唱戲,鬧哄哄的,一窩蜂似的,目的不過就是作秀和表演,不過是不動腦筋不費力不觸及什麽的撿個現成的東西做做,既不費力,又能四處討好,其實,這裏面的討巧和單面成分多麽觸目驚心啊。因此,我不相信絕大多數在3·26展開的海子祭念活動,至少,我看到的難度都不夠,來個朗誦會,來個小圈子的集會,扯幾條標語,讀幾首海子的詩,其實主要是讀自己的詩,然後在報紙上上大肆報道,借助媒體的曝光面讓自己以海子爲背景而出現,而滾動蜣螂足肢之下的那團個人利益的小糞球……這就叫做祭念海子嗎?這種行爲不輕飄而且反複到了大俗的程度嗎?

     能不能深入一點,對海子尊重一點,能不能多讀讀海子的詩歌而不是拿海子作秀,能不能真正的研究下海子,拿出你哪怕是錯誤的見解來,我覺得,那也是對海子的尊重,也比把海子擡出來唱鬼戲給人聽好,好得多。

     讓海子回到他的本義,多讀海子的作品,多在曆史的進程中研究海子,我覺得,這才是我們面對海子的正確態度。

     我承認,我當年也著魔于海子身上的“詩歌烈士”“爲詩歌獻身”兩大錯誤和別有用心的轉義,爲之著迷的不行,也寫了一些詩歌和文章,也對3·26這個日子敏感,現在我知道我錯了,我並沒有真正的理解海子。所以,這幾年3·26的時候,我力爭避俗,在自己的內心深處避俗,在自己的內心深處點燃一根爲海子的蠟燭(還是矯情啊),在靈魂的燭煙中閱讀和紀念我曾經無比熱愛並將永遠熱愛下去的天才詩人、當代傑出詩人海子。

 

                     當下詩壇第二俗:林昭成標簽

     作爲一個曆史人物,作爲一個特殊時期能夠堅持己見並因此而付出了生命代價的傑出人物,林昭本身永遠擁有其不可替代的價值。另外,林的詩人身份也足夠詩人們緬懷和祭奠。

     問題是,應該怎麽繼承林 昭的精神氣質和人格遺産?

    動辄就去林昭墓祭奠,名爲祭念林昭,實際上是堂而皇之的爲自己做廣告。動辄就在詩中把林昭作爲標簽使用,一副正氣凜然的樣子,假如紅色恐怖真的擺在你們面前的時候,你們敢嗎?

     有必要簡單確認一下林 昭遺産的主要部分。

     堅持真理(或曰對真理的追求),讓文學承載真正的人本的思考和見證,民主思想的先驅和殉道者,敢于以一己之身的微弱燭火對抗茫茫黑夜般的體制之黑,反抗強權,求真意志,並付出了自由和生命的代價。

     這一切,當然值得永遠緬懷和紀念,更值得深思。

    但是,我不明白的是,爲什麽不能在內心深處紀念和緬懷林昭?爲什麽不能真正的以林昭的精神爲方向和動力來寫作,而是以之爲標簽?崇拜一個人,尊重一個人,一定要讓別人知道嗎?

     依我看,詩壇絕大多數動辄林 昭者,作的乃是民 主秀。民主秀比诗人秀、比才华秀,行为秀更让人怀疑其出发点,因为这是在用政治资本、道德资本为自己加分,打政治擦边球,而接续的乃是“文以载道”的遥远传统,“文以载道”不错,但是用“道义”为自己的写作和为人加分,就永远值得可疑和怀疑。我们刚刚经历了一个高度强调“道”的时代,“文”被迫萎缩为强权意志的传声筒和报话器,因此,从文中清除过于明显的“道”的成分乃是急需之事。诗歌是藝術优先还是道义、道德优先,我觉得,永远要是藝術优先,道义和道德只是诗歌的所指的一部分,就能指来说,要永远囿于藝術本体。过于高调道义和道德者,难免要给人以作秀和别有用心之感。当持不同政见和针砭时弊、批判当政成为一种民众意识时,我觉得,诗人应该适当与之拉开距离,以保持必要的思想的独立性,并通过自己切身的体验来决定自己的表达。我历来相信人的行为,不相信表态和说法,以我有限的经验,说的掷地有声者,往往第一个临阵退缩;满口仁义道德者,实际上内心遍布黑暗。

     因此,詩人們,別再把值得緬懷的和永遠尊敬的林昭作爲標簽了,即便是反思那一段的生活和曆史,獨有一個林昭值得反思和緬懷嗎?太多的獻身者、不幸者、思想者、反抗者就理所應當被遺忘嗎?不要一提反抗強權,獨立意志,自由思想,就林昭,沒有別人了?在一個作秀成性的時代,拿前驅的犧牲者爲自己的名氣開光,不單單是僞善,而是陰險和無恥。

 

          當下詩壇第三俗,對話、訪談泛濫

    作为一种流行文体,一种具有极强现场感和当下感的文体,对话和访谈无疑是一种便于操作、易于阅读、反应及时、即时互动的文体,其有效性不容质疑。新时期以来,在诗歌的领域中出现了许多有影响和不能错过与跳过的访谈、对话文章,有一些更是当代诗歌的重镇。同时,一些诗人和理論家很善于使用对话和访谈这种带有互动性和现场感的高效文体,来发表自己的看法,谈论有关问题,往往能起到一般理論文章起不到的作用,对中国诗歌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對話、訪談作爲一種文體,本身沒問題,也將長久的存在下去。

    問題是,隨著對話、訪談作爲一種文體的普及以及影響日大,其本身所暗含的某種便于操作性被放大,對話、訪談被很多人拿來大肆使用,結果就是,對話、訪談這種生命力十足的文章,漸漸變成了當下詩壇的一大俗。

    當下詩壇,對話、訪談泛濫,動不動就是對話,就是訪談,對話、訪談原本所具有的新鮮感已經不存在了,對話、訪談所特有的那種閱讀期待也不存在了,過多和過濫,將對話和訪談變成了一種不鹹不淡的東西,變成了一種俗。

     對話、訪談泛濫,重要性急速下滑,其根本原因在于操持對話、訪談者心態和出發點的變化,以前是真有話要問,全身心的投入的訪談,訪談者和被訪談者都是在滿血狀態下對話,交流,非對話、訪談,則不能盡興,不能完成任務。再後來則不是這樣了,對話、訪談變成了一種“玩弄資源”的行爲,很多對話和訪談者借和被對話訪談者對話、訪談的機會,讓自己上位、讓自己在場,讓自己和詩壇高端人物扯上幹系,讓自己進入某類詩壇勢力圈之中,或者讓自己通過這種行爲獲得某種話語權和交際機會。對話、訪談行爲變成了一種“詩壇登龍術”,而不再是非此不可的特殊文體。

     另外,現在信息溝通的方式越來越容易、簡易,電子郵件、電話、QQ……都可以讓雙方在一切可能的情形下進行必要的對話,訪談、對話不必再面對面;訪談、對話又因爲具有某種寫作上的簡易性而被很多人大量采用,不客氣的說,對話、訪談,幾乎有關于詩歌的文章中最好寫、最討巧的一種。

    因此,我希望,不要再玩弄資源了,不要再投機取巧了,不要再通過和詩壇大佬們的對話來提升自己了,來把自己放入某種視野和勢力之中。除對話、訪談不能完成者,就不要寫成對話或者訪談了,即便是要對話要訪談,那也要問出訪出點真正有料的東西,不要再在平面上滑動了,不要通過訪談變相的誇耀和奉承被訪談者了……

    我深知的是,誰都不能免俗,對話、訪談將與時俱進,永遠存在下去。但是,本身並不屬于俗範疇的對話、訪談文章,在這幾年被弄成了詩壇大俗,以至于我一看見就本能的産生厭煩心理,這又是爲什麽呢?

      珍惜自己手裏的資源,不要太逐利了,不要被成功企圖綁架,成爲既得利益的人質,作爲詩壇後進者,就踏實的寫寫自己能寫的東西吧,能成功,說明你有成功的可能性;不能,那就說明你沒有獲得成功的必要的材料,鑽營能解決一時的問題,但是解決不了一世的問題。不要投機取巧了,不要再以投機倒把的心態,做訪談、弄對話了。

     最後,向所有真心做著訪談、對話的詩歌工作者們致敬,你們也要站起來反對面目可疑和做起來一點難度沒有的訪談、對話,因爲是他們搞壞了你們的生態環境,你們是第一受害者。

 

                      當下詩壇第四俗,新民刊層出不窮

    詩歌民刊是中國當代詩歌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當代先鋒詩歌的光榮傳統,民刊曾對中國詩歌的發展和繁榮做出過突出的貢獻,不誇張的說,沒有民刊,就沒有當代中國詩歌的今日,就沒有很多重要的詩人和詩歌的出現,就不會有中國當代詩歌的萬紫千紅、波翻浪卷。

    在中國的文化生態中,民刊具有特殊的意義,不單單只是一份民間印刷品。

    首先,在中國官方刊物被黨政意志、權力意志、審美禁區和官僚做派等等弄得死氣沈沈、幹幹巴巴、面積極其有限、活力極其匮乏的情況下,中國詩歌的最有生命力的部分,幾乎很難在第一時間出現在這些體制內的刊物內。詩人因此秉承揭竿而起、占地爲王的偉大革命傳統,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意志,自己辦刊,自己呈現自己。詩歌民刊因此而具有反對體制內主流文學、向權威挑戰的特殊價值和用處。

     其次,只有民刊,才能容納中國詩歌中最爲先鋒最爲探索最爲前衛的部分。民刊因此而成爲中國當代詩歌發展的風向標和新墾地。

     最後,民刊是一種姿態,是一種觀念,也是一種道德,更是一種倫理,關乎文學的自由和心靈的解放,關乎于對文學的某種認識。因此,民刊絕不是我寫的東西發不了,我就辦一份民刊發發自己的東西和朋友們的東西這麽犬儒和簡單。民刊不是發表欲望的等而下之和替代品,民刊是對真正的文學的一種朝聖和堅持。

      新世紀以來,隨著經濟情況的改善。隨著各種管制的放松,隨著印刷制版條件的革命性變革,做自己的出版物或者自己做一份出版物似乎變成了一件簡單的事,花那麽幾千上萬元,打打電話發發電郵甚至QQ上說說,就約來一些稿子,然後在電腦上用排版軟件排排版,最後隨便送到現在多如牛毛的印刷廠中的某一家,然後,出刊,然後給作者郵寄或者不郵寄,主要要在網上晾曬,把封面封底目錄等盡情曝光,再在詩生活網站發出版信息,然後給名家們大肆郵寄……

     現在,辦一份民刊很容易,印制容易,組稿容易,“發行”容易……因此,民刊大量出現,進而成爲當下詩壇一大俗。

     當年呢,民刊的出版又如何。以我有限的視野,我知道,《非非》出複刊號,周倫佑先生帶著稿件全國各地走了一萬多裏才把此期出來;郁郁因爲辦《大陸》和參與其他上海民刊而被單位除名;邵春光當年出《太陽》可能賣血出刊(見他的詩歌);2001年夏天,我和邵春光出《太陽》第九期,光打字照排等就在長影對面的吉日賓館弄了1個多月,因出刊時(出刊時間長達四個月,算上策劃和組稿,有近兩年)我疏于對學生和班級的管理,學生家長紛紛告狀,以至于校長對我大爲震怒,在未和我溝通的情況下,私下撤掉我的班主任職務,我一氣之下走出體制再未回頭,我的人生命運改變也算是托了民刊的福;長春民刊《眼睛》因爲特殊時期的特殊原因,被有司嚴厲查處,有人入獄,有人就此浪迹江湖,參與者基本上都遭受了各種各樣的具有改變命運性質的沖擊,有的人就此再沒能回到詩歌的世界中來,人生也基本蹉跎;《今天》出刊,形同地下工作者在進行地下活動,參與者是冒著被捕入獄的危險在辦刊。趙振開、姜世偉等作者全部化名,出去粘貼刊物的時候,全部將自行車編號塗改,大有“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回還”的悲壯感…………

     現在呢?出刊難度的降低使民刊變成了很多詩界人士最容易也最願意動用的登陸艇和點金術,出一本民刊,然後登陸中國詩壇,然後點石成金,讓自己俨然詩人矣……

     我不知道這十多年中中國到底出現了多少詩歌民刊,只能根據手頭隨時能查找的資料做一下簡單的判斷。檢今年《詩歌月刊》第四期“全國民刊社團專號”,本期共收51本民刊(全國民刊數應該在本數字的10多倍以上),其中約有30本以上爲近1年到3年內出版的,有五年以上曆史的不過10數本,10年以上曆史的只有《詩》《堅持》《鋒刃》《東北亞》《外省》(?存疑)《金三角》(?存疑)六本;檢去年12月《中國詩歌·2012民刊詩選》,本期共收民刊92種,其中百分之90爲近13年出刊的民刊,5年乃至10年以上的,只有《新死亡詩派》《女子詩報》(?存疑)《先鋒詩報》《金三角》(?存疑)四種。

     我覺得數字很能說明問題,一方面是《非非》《詩》《獨立》《堅持》《詩歌與人》《詩參考》包括《存在》《外省》《陣地》《東北亞》《流放地》《大陸》《第三極》《活塞》這樣的具有10來年乃至于20來年或者近30年的民刊還在出刊,民刊的光榮和夢想仍在延續和深入;一方面是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隨時隨地都會有新的民刊出現,幾百甚至上千種民刊在這10多年中出現,出現然後消失,消失然後新的又出現,民刊的亂象使民刊的閱讀價值大打折扣,民刊的特質和使命已經在這些民刊中消失殆盡,我省第三代詩人郭力家就當我面說過,現在民刊太多了,不知道怎麽看,也不知道該不該看,更不知道有什麽價值所在(大意)。出版民刊,因此而成爲當下詩壇之一大俗也。

      所以,我想問一下,現在,有多少民刊還是民刊?有多少民刊值得信任?有多少民刊是真正想出下去的,而不是出一本來用,或者出一本發發自己積壓的作品?是不是非出不可?出了,有多少特質在裏面?出一本民刊,目的何在,價值何在?

       現在,在商業的統籌之下,詩壇盛行調和,調和似乎已經成爲了當下詩壇的主色調,官民不分,體制內外不分。大家都面目模糊,爲了生存和借國給資源生財,官刊也很難再保證當初的高高在上姿態,門檻忽高忽低,在金錢面前,則全無門檻。這種情形之下,民刊的獨立性更要加以極大的強調,民刊就是民刊,民刊的特質必須存在,趙思運問《民刊何以民刊》,絕對不是可有可無的一句話。

      现在,因为博客等的普及,以及一稿多投多发变成常态,绝对原創原发的作品很难拿到了,民刊也因此丧失了“首发”这一能带来惊艳效果的法宝,失去了一招鲜的能力,这种情况下,办民刊更难,办出特点更难,近几年,大家纷纷在装帧和印制效果上下功夫,似乎成了民刊的一个方向,但我觉得,衣服再好,化妆品再好,人是丑鬼,也还是白搭。一方面,出民刊容易了;另一方面,出一本像样的有价值的民刊又很难,这个悖论,似乎并没有被诗坛众人所注意,很多人本着实用主义的原则,想出就出,出了就想有用,结果就是,民刊变成了当下诗坛一大俗。并还将俗下去。

     怎麽解決,我看不到希望和曙光,在一個欲望決定一切的時代,精神無處存身。我只能自我提醒,並提醒有關朋友。另外,生存的甜讓人很難免俗,我也是一個俗人。雖然言之昭昭。

 

                      當下詩壇第五俗,詩歌年選喪失權威性

     我查了一下,上世紀五十年代(1949年以前不論),就有詩歌年選出現,我相信,那時候,誰要被選到年選裏面,保不准會改變一生的命運。上世紀8090年代,也有詩歌年選,但是影響似乎不大,年選真正成爲詩壇的一個現象,是從上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這其實是有原因的。

     原因一,90年代末,詩歌出版已經開始大幅度退出中國出版界,詩人想要在公開出版物上露露頭不容易了,因此,年選成爲詩人們勞作一年,唯一可能在公開出版物上獲得的收獲。

     原因二,年選的權威色彩使年選具有“通行證”的效用,一個詩人,被年選垂青一次,也就是拿到了進入詩壇的通行證,比在刊物上發表一次有用得多。

     原因三,年選具有一定的商業價值,能保證基本的銷售數,出版社可以回籠必要的資金。

     新世紀以來,中國詩壇影響最大的年選有如下幾種,堪稱中國詩壇四大年選。

     宗仁發選,遼甯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國詩歌年選。此年選挂王蒙主編,上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出版,我記得最初是樹才選,很一般;後來臧棣選過一本,很精彩;然後就是宗仁發選,並形成傳統和個人的小曆史。宗選本的特點是好詩主義(主編者所認爲好詩,佳詩),內容多,面寬,兼容,老中青都有,每年都有新的一些增長點。此選本現在還在出,已經構成了自己的小曆史。

     張清華選,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中國詩歌年選。此選本本世紀初開始出版,由著名詩歌批評家、詩歌學者張清華編選,現在已經停出。張選本的特點是比較關注民間,比較前衛,比較重視出處,魄力很大,所選詩人及其詩歌的內容比較集中,無意兼容,影響很大,此選本兼有可讀性、資料性和參考性。

     楊克主編統籌,花城出版社(期間換沒換出版社,忘了)出版的中國新詩年鑒。本年鑒由嶺南著名詩人、編輯家、詩歌活動家楊克主持編輯。該年鑒在1990年代後期出版,旋即引起了詩壇的一場路線鬥爭,知識分子寫作和民間寫作的硝煙經由此選本而益發彌漫,並湧入二十一世紀,中國詩歌就是在這陣陣硝煙中開始本世紀的征程的。本選本帶有一定的圈子化特點,從寫作理念出發選人的傾向很明顯,所選詩人偏重于所謂的民間和口語一派,內容厚重,可讀性很強。此年鑒還在出版中。

      韓作榮選中國作協選本,基本上在漓江出版社和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本年選挂名中國作協編選,但詩歌基本由韓作榮主編,內容上偏重國內衆多官方文學刊物,如《詩刊》《星星》《人民文學》《花城》等,其中不乏可讀之詩,但略顯正統和官僚化。

      這幾種年選,基本上能夠在表面上籠之斈甑中國詩歌,因爲出版保持了一定的持續性,所以已經成爲當下詩人閱讀的首選。很多詩人,一年也就憋著這一次,以入選年選來犒勞自己一年的焦慮和勞動。

      近五、六年來,在這幾種年選的基礎上,各種年選開始隨意出籠,更有多位江湖人士,動用金錢的指揮棒,自己過指揮詩壇交通的瘾,以投資的方式出版年選和准年選,這一下子年選的權威色彩就消失殆盡了,大量私貨充斥于各級年選之中。另外,新意也很難再出現于年選之中了,鮮有敢不選詩壇四梁八柱和詩壇大佬的年選,所謂的年選,不過是把人皆知之的那些詩人本年度的一些作品選進來,然後加上點新的人頭,新人頭很有限,而且呈越來越有限之態,總是那些人,有些大佬即便沒有什麽力作、“好作”,也要被選入,因爲他們代表著中國詩歌,因爲他們就是中國詩壇。

     年選就此成爲大俗,老牌年選漸呈四平八穩之狀,不再具有必要的閱讀刺激,不再能推出新的發現;就內容來說,所有年選則都在窄化,總是那些面孔,友情選,圈子選情況越發嚴重而無人對之表示懷疑,當年年選所具有的權威性已經隨著年選本身的裂變(越來越多)和編選者心態、工作態度的變化而不再存在,長此以往,年選問題將不再是俗不俗的問題,而是能不能存在的問題,我相信,隨著詩歌出版終有一天的回暖,隨著年選商業價值的消失,出版社也許會抛棄年選這種詩歌出版方式的。

也許,那反而好了,那時候出現的年選,才是真正的年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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